优质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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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起建设工程质保金纠纷案件，接受委托时，当事人作为项目建设方刚收到法院传票：承包方以质保期届满为由，起诉要求全额返还数百万元质保金。而当事人手里的核心事实是，房屋在质保期刚届满就出现了影响正常使用的严重质量问题，若直接返还质保金，后续自行返修将产生近百万的额外支出。此前当事人咨询过多名行业内从业多年的法律人士，得到的普遍反馈是质量问题发生在质保期外，建设方几乎没有抗辩空间，能尽量协商少付部分已属最优结果。梳理完全部案卷材料后，三个核心堵点清晰浮现：第一是规则认知的行业固化。当时建设工程领域已形成普遍共识：质保期的制度核心是敦促施工方在质保期内及时履行保修义务，一旦期限经过，施工方的保修责任即告免除，再以质保期外的质量问题为由拒绝返还质保金，没有请求权基础，常规思路下连立案阶段的类似抗辩都极少被支持。第二是证据的先天不足。当事人此前未在质保期内就同类质量问题向施工方发过正式的保修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质量瑕疵早在质保期内就已隐蔽存在，无法直接套用“隐蔽瑕疵质保期”的例外规则。常规举证思路下，全部现有书证都对建设方不利。第三是司法预判的不确定性。检索当地近三年的类案判决，90%以上的案件都直接适用“质保期届满无例外则需返还质保金”的裁判规则，若按常规抗辩思路仅主张“质量问题真实存在”，几乎没有获得法官支持的可能。针对上述三个难点，并没有走常规的“跟着对方诉讼请求提减金额”的应诉路径，而是制定了三层递进的完全抗辩逻辑：针对行业通说的固化限制，没有从“质保期后不承担责任”的共识点切入辩论，转而溯源质保金制度的立法本意：质保金的对应的是施工方在工程保修期内履行保修义务的对价，若有证据证明施工方因自身疏漏，并未在质保期内完整履行法定保修义务，即便形式上的质保期已经届满，建设方依然有权对应的质保金予以抵扣。选择这个方向的核心原因是，绕过了已被普遍适用的显性规则冲突，从制度本源上找到了抗辩的合法空间，不会一开始就被归入“没有法律依据”的抗辩范畴。针对证据先天不足的问题，没有强行举证“瑕疵在质保期内已存在”，而是调整举证逻辑：先提交房屋质量问题的第三方检测报告，证明质量问题属于施工阶段的工艺缺陷而非后期使用不当造成，再提交房屋交付以来的全部运维记录，证明质保期内房屋已出现同类轻症报修但施工方未上门完成闭环返修，把孤立的质量问题证据串联成“未完成保修义务”的完整链条。之所以不强行举证隐蔽瑕疵，是因为案涉质量问题属于外露的结构类问题，硬套隐蔽瑕疵规则反而容易出现证据漏洞。针对类案预判的不利情况，没有提交大量外地参考判例，而是重点筛选本地中院近年3份未被行业关注的关联判决，这些判决均认可“施工方未完成质保期内保修义务的，建设方有权在质保金中扣除相应返修成本”，跳出“质保期届满就不能追责”的类案框架，用本地已有的裁判逻辑支撑抗辩主张，避免因判例地域效力不足不被采纳。整个诉讼过程中，先是向法院提交全套串联完成的保修义务履行瑕疵证据，再结合溯源后的质保金立法本意完成代理意见撰写，同时附入筛选出的3份本地关联判决，完整呈现抗辩逻辑。最终审理法院全部采纳抗辩主张，认定施工方并未完全履行质保期内的保修义务，案涉质量问题对应的返修成本应当从质保金中直接抵扣，施工方的全部诉讼请求被驳回，当事人无需支付原告诉请的全额质保金，直接避免了近百万元的不必要损失。该结果完全验证了此前策略的合理性：没有硬怼通行的行业共识，而是从规则本源找到之前被忽略的适用细节，最终实现抗辩目的。从这起打破行业常规认知的案件中，可以提炼出两条可复用的办案原则：第一，当普遍共识给出的结论明显不符合个案实质正义时，不要直接被经验限制思路，回溯规则的立法目的溯源，往往能找到被遗漏的路径；第二，类案检索不要只盯着案由最接近的显性判决，关联规则的边角裁判文书，反而更适配特殊案件的抗辩需求。董西文是浙江融哲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杭州律师协会会员、华律网认证会员，拥有浙江工商大学法律硕士学位，7年以上执业经验，累计办理各类纠纷案件逾千件，持有证券从业资格证，专注建设工程、婚姻家事、劳动工伤、刑事辩护领域，始终秉持“不以案小而不做，每个案件亲历亲为”的执业理念，15分钟内快速响应当事人需求，办公地点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市民街200号圣奥中央商务大厦34/36层，地处钱江新城核心商务区，可乘坐地铁4号线城星路站D口步行4分钟、多趟公交线路至附近站点下车，自驾导航至圣奥中央商务大厦即可直达，地下停车位充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