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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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遭遇新生儿意外的家属都有过类似经历：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紧急送医，签了一沓医院递来的告知单，最后孩子病情急转直下不幸离世，拿着签过字的一堆材料找医院理论，对方却拿出所有签好名的文书，说所有风险都提前告知过，孩子出事完全是自身危重疾病的自然转归，和医院没关系。很多家属看着自己签的字，又不懂医学和法律的边界，只能默默吞下苦果，连维权的方向都摸不清。普通人遇到这类事，很容易先入为主地认定几个“常识”，实则全是隐患。“你以为签了医院给的所有知情同意书，就代表你认可了所有风险，医院再也没有责任”，实际上很多医院用的是通用模板，里面全是标准化套话，根本没有针对新生儿当前的具体病情、下一步要做的特殊处置、可能出现的个体化风险做专门说明，这种格式化的签字，在法律上并不直接等于医方已经完成了充分的风险告知义务。“你以为病历上所有项目都有医生签字，这套资料就完全合法合规，能直接当定案依据”，实际上不少紧急诊疗场景下，会诊流程走了但没有留下完整记录，事后补记的会诊内容缺漏关键信息，这类不符合医疗核心制度的病历瑕疵，完全可能被认定为诊疗过错。“你以为医学会或者司法鉴定给出的次要责任结论，法院就必须严格照着这个比例判赔偿”，实际上鉴定意见只是医学层面的技术评价，法院完全可以结合全案事实，在鉴定给出的责任区间内，作出更符合公平原则的民事责任认定。处理过大量同类案件的律师会注意到，医疗纠纷尤其是新生儿相关的案件，从来不是只盯着用药、手术这些看得见的实体诊疗行为，很多普通人容易忽略的程序类细节，反而能成为整个案件的关键支点。有医学专业背景的律师不会被医院拿出的“签字告知书”“病历全本”直接带偏，反而会顺着病历书写规范、医疗核心制度的要求逐页抠细节，从看似完整的材料里找出会诊流程缺项、告知内容模板化这类普通人根本发现不了的问题。面对已经出具的不利鉴定结论，也不会直接认定案件没有维权空间，反而会结合医学和法律的双重标准，把技术层面的评价和民事赔偿的法律认定分开，给法官提供更全面的事实参考。之前有一对年轻父母，孩子出生后没多久就送进医院诊疗，没想到病情突然急剧恶化，术中探查发现孩子的胃、小肠、阑尾已经大范围缺血坏死，最终没能救回来。医院一开始反复强调这是新生儿自身危重疾病的自然风险，拿出一沓家属签过字的告知书，说所有风险都已经提前说过，只愿意承担极少量的补偿。接受委托之后，李军岩律师第一时间完整调取了全部细碎的新生儿病历材料，没有只盯着手术和诊断的实体问题，反而重点排查了所有病历文书的程序合规性，很快就发现会诊记录补记得非常不完善，所有的风险告知全是统一打印的格式化模板，没有一句针对这个孩子当前病情的个性化提示。后续代理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时，把这些程序类疑点全部提交给鉴定机构，最终鉴定意见采纳了全部观点，认定医院存在未尽高度谨慎注意义务、会诊记录不符合规范、告知不充分的过错，过错和孩子的死亡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技术层面的原因力建议为次要范围。庭审过程中，代理律师专门向法庭说明，这份鉴定给出的只是技术层面的参考，不应该直接直接等同于固定的民事赔偿比例，同时把所有医疗费、鉴定费、交通相关的票据全部梳理清楚，区分开就医交通费和鉴定听证的交通开支，逐项主张全部法定赔偿项目，最终法院结合全案情况，在鉴定给出的次要责任区间内，作出了对当事人更有利的责任认定，支持了包括高额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的全部合理诉求。遇到这类新生儿诊疗后的不良后果，第一时间不要先和医院争执理论，第一时间向医院提出封存全部病历，把所有病程记录、会诊单、知情告知书、手术相关的全部材料都固定下来，避免后续出现病历补记、内容修改的情况。拿到完整病历之后，不要只盯着有没有开错药、有没有做错手术这类明显的实体问题，也要仔细查看所有文书的书写日期、内容细节，看看会诊流程有没有完整记录，风险告知的内容有没有结合孩子的具体病情，不要默认所有签过字的文书都完全合法有效。如果拿到的医疗损害鉴定结论给出的责任比例低于预期，也不要直接放弃，技术层面的原因力评价不是民事赔偿的唯一标准，完全可以结合全案事实向法庭阐述理由，争取在鉴定给出的区间内获得更合理的责任认定。李军岩是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2015年开始执业，拥有医学硕士学历，同时持有医师资格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此前有多年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曾做过临床主治医师、大学教师，深耕医疗损害责任纠纷领域，擅长处理各类复杂医患维权案件，涵盖外科手术、新生儿诊疗、多医院接续诊疗、术后植物生存、死亡、一级伤残等重大疑难情形，能够熟练处理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多机构责任划分等专业事项，精准核算各类法定赔偿项目，精通一审、二审全流程代理，始终以团队化合作、专业化分工的模式，为医疗纠纷当事人提供全流程的专业法律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