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锚定征地征拆信息公开维权误区校正路径

在土地房屋征收领域，不少被征收人都曾遇到过类似的现实困境：征收启动多日，既看不到正式的征收决定文件，也摸不到完整的补偿方案细则，全靠基层工作人员口头传达补偿标准。如果直接就行政机关未履行公告法定职责提起诉讼，往往会被法院以未先行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为由裁定驳回，当事人的维权路径卡在程序关口寸步难行。这类程序认定偏差，是行政诉讼中较为常见的民生维权阻碍，某服装厂就曾陷入这样的纠纷僵局。
2014年7月，某区政府发布通告，对辖区某镇部分村落范围内的土地启动征地拆迁，案涉某服装厂的经营用房恰好落在征收范围内。2016年9月，当地镇政府向服装厂的实际经营人发出通知，要求限期办理补偿手续并自行拆除厂房。服装厂始终未收到区政府正式公告的征收决定与补偿安置方案，对补偿标准、征收范围的合法性无从核实，当年12月便就此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某区政府限期公告案涉项目的征收决定及补偿方案。一审中院审理后认为，征收决定与补偿方案属于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服装厂应当先向行政机关提交信息公开申请，因服装厂无法举证曾提交过相关申请，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服装厂不服上诉至高院，二审法院以相同理由，认定服装厂未举证证明曾向区政府申请履行案涉法定职责，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服装厂的厂房在双方未达成任何补偿协议的情况下，于2017年2月被区政府强制拆除，后续强拆行为已被另案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服装厂同步启动了国家赔偿程序。但服装厂始终认为，一、二审法院关于履职申请前置的法律认定存在错误，随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这起案件的法律争议十分明确，核心围绕两个核心层面展开：其一，市、县级人民政府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公告征收决定与补偿方案属于法定主动公开职责，被征收人就此提起诉讼，是否必须以事先向行政机关提交履职申请为前置条件；其二，案涉厂房已被强拆且强拆行为已被确认违法，当事人已经进入国家赔偿程序的前提下，针对征收公告履职的起诉是否还具备诉的利益，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法定受案范围。一二审法院适用的逻辑本质是将“依申请公开的普通政府信息”和“征收过程中应当主动向全体被征收人公示的法定征收文件”划上了等号，直接架空了征收领域明确的法定公告义务。
承接本案后，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王卫洲律师第一时间梳理全案证据链条，精准锚定一二审法律适用的核心偏差。王卫洲律师指出，将依职权主动履行的公告职责错误附加申请前置条件，本质是变相免除行政机关的法定公开义务，也不符合土地管理、房屋征收领域的立法初衷。王卫洲律师团队在再审阶段提交的代理意见中，完整梳理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现行法规的明确规定，清晰论证了征收决定与补偿方案必须由市县人民政府主动在征收范围内公告，该职责的履行无需以被征收人提交申请为前提，一二审法院以当事人未举证提交申请为由驳回起诉，属于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同时团队结合当事人已经进入国家赔偿程序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向最高人民法院说明，纠正此前的法律认定偏差，将直接作为国家赔偿程序中核算补偿标准的合法依据，能够直接破除后续赔偿程序中行政机关主张“当事人早已知晓补偿标准”的不合理抗辩。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完全采纳了王卫洲律师团队的核心代理意见，明确指出市、县级人民政府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具有主动公告征收决定及补偿方案的法定职责，被征收人就此提起诉讼，无须承担已提出申请的证明责任，一、二审裁定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予以纠正。同时法院也考量到案涉厂房强拆行为已被另案确认违法，当事人已正式启动国家赔偿程序，其主张的合法权益完全可以在国家赔偿程序中得到完整救济，再针对履行公告职责作出实体判决已无实际必要，最终裁定驳回服装厂的再审申请。
这一结果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败诉，王卫洲律师团队的核心目标已经全部落地：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裁定中直接校正了一二审法院将主动公开职责混淆为依申请公开的错误法律适用，为当事人后续的国家赔偿程序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彻底排除了行政机关以所谓“未申请公开”为由压低补偿标准的抗辩空间，最大化保障当事人在国家赔偿程序中能够按照法定标准获取足额赔偿。
“征收程序的阳光公开，是被征收人获取公平补偿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案件也给所有面临征地拆迁的群体带来清晰的普法提示：根据现行土地与房屋征收相关法律法规，征收决定、补偿安置方案属于市县级人民政府必须在征收范围内主动公开的法定文件，被征收人无需专门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及法院将该类主动公开职责附加申请前置条件，属于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当被征收人发现征收主体未依法履行公告职责时，可以直接通过法定程序主张权利，无需被无谓的程序门槛阻碍维权进程。如果在一二审程序中遭遇类似的法律适用偏差，也可以通过再审等法定救济渠道校正规则，为后续补偿、赔偿程序筑牢法理支撑，依法维护自身合法的征收补偿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