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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人员在松散雇佣关系中受伤，大多会陷入维权无门的焦灼状态：手头没有书面用工协议，事故责任各执一词，赔偿标准谈不拢，稍微处理不当，能拿到的赔偿款就会大幅缩水，不少人耗上数月甚至数年，也未必能拿到符合预期的补偿。本案中的当事人戴某，就曾陷入这样的困境。2019年8月，四川籍渔民戴某受雇于陆某，在舟山沈家门附近海域的渔船上担任起网操作员，作业过程中他未关闭起网机便进行操作，左上臂不慎被机器绞入当场离断。事发后戴某被紧急送医，先后接受断肢再植和截肢两次手术，最终遗留左上肢肘关节以上缺失，经司法鉴定构成五级伤残。戴某在涉案渔船上工作多年，月收入约12000元，但双方始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雇佣关系十分松散。事故发生后，陆某仅支付了75379.43元医疗费及13000元赔偿款，后续相关赔偿始终拒绝协商，戴某多方求助无果，最终委托浙江维知律师事务所谭刚律师提起诉讼，主张各项损失共计1369374.7元。本案办理过程中，三重争议难点始终横亘在前：责任如何划分、赔偿标准怎么认定、是否要追加医院为共同被告，每一个环节的走向都直接影响当事人最终能拿到的赔偿金额。在责任划分环节，被告方提出戴某违规操作未关电闸解缆绳，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当自行承担50%以上的责任。谭刚律师梳理全案细节后指出，戴某虽存在操作过失，但雇主方未给从业人员开展针对性安全培训、作业设备未加装必要的安全保护装置，才是引发本次事故的核心原因。最终法院采纳谭刚律师的代理意见，认定戴某自身过错仅承担30%责任，陆某作为雇主承担70%的主要赔偿责任。随后被告方又提出追加医院为共同被告的申请，主张医院因未备特殊血型血液才导致戴某最终截肢，应当由医院承担相应的损害责任。谭刚律师当庭回应，被告方没有提交任何初步证据证明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且戴某本人并未就该事故向医院主张权利，该追加申请既无事实支撑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最终采纳该意见，驳回了被告提出的追加申请及相关医疗过错鉴定申请。在赔偿项目核算环节，被告方以戴某属于农村户籍为由，要求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谭刚律师提交了戴某在宁波当地的暂住证明，结合浙江省当时已开展人身损害赔偿城乡统一试点的相关政策，主张按照城镇标准核算伤残赔偿金，最终该部分获赔666888元。针对被告方质疑假肢价格和配置机构资质的抗辩，谭刚律师逐一提交了假肢安装证明、购置发票以及配置机构的行业会员资质材料，法院最终支持20年的假肢更换周期，核定假肢费用426000元、保养费142000元。除此之外，戴某主张的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抚慰金等其他诉求也都得到了法院支持，全案最终核定总损失为1371281.13元。宁波海事法院就本案作出判决，扣除陆某此前已经垫付的88379.43元费用后，判决其在判决生效十日内，向戴某支付剩余赔偿款871517.36元。谭刚律师指出，渔民不是“自担风险”的弃儿，雇主责任不能因“松散用工”而免除。这类海上人身损害纠纷往往存在三重共性难点：一是渔船作业现场普遍没有监控设备，在场证人大多为同船工友，证据固定难度大；二是船员劳务关系与雇主责任的过错分担，缺乏明确的量化判定标准；三是赔偿核算环节中，农村户籍认定、残疾辅助器具费用、护理期限等主张，很容易被义务方刻意压低。从本案的处理结果来看，即便当事人自身存在一定操作过失，通过严谨的证据梳理与精准的法律适用，也能争取到符合实际损失的合理赔偿。这也提示所有务工人员，哪怕雇佣关系十分松散，日常也要注意留存工资发放记录、工作安排沟通记录、同行工友的联系方式，尽可能固定用工事实相关的材料；如果不慎在工作过程中受伤，要第一时间固定相关证据，不要轻信雇主私下和解的口头承诺，避免自身合法权益受损。本案中，谭刚律师通过精准的法律条文适用、完整的证据组织和清晰的程序抗辩，为自身存在一定操作过失的受伤渔民，争取到了合计87万余元的赔偿款，最大程度弥补了当事人的人身与经济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