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里,不少经营主体会通过搭建境外多层持股架构开展经营,部分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出现裂痕时,便试图利用跨境信息差隐匿婚内财产,以此规避配偶的合法分割诉求。这类跨域财产纠纷往往涉及不同法域的登记规则与法律适用标准,普通当事人自行维权时很容易陷入证据调取无门、法律适用模糊的僵局。
本次纠纷的原被告均为中国籍,二人在内地办理
结婚登记,男方同时担任内地某经营实体的法定代表人。婚姻关系存续后期,女方发现男方私下在澳门登记设立
公司,且该澳门公司持有前述内地经营实体的100%
股权,形成“澳门公司—内地公司”的完整持股链路,男方通过这一架构完全掌握两家主体的经营控制权。女方初步核查后认为,澳门公司的设立时间处于二人婚姻存续阶段,对应的股权及相关收益理应属于
夫妻共同财产,男方刻意隐瞒该持股安排的行为已经构成隐匿、转移婚内财产。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女方委托广东集大成(高新)
律师事务所的王鹏玖律师提起
离婚诉讼,除主张解除婚姻关系外,核心诉求为分割男方持有的澳门公司100%股权,或是对应的等价财产权益。
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集中在多重跨境规则与婚姻财产认定的交叉地带,难点远超普通的
离婚财产分割案件。王鹏玖律师梳理后明确,案件待厘清的争议点共有五项:其一,案涉澳门公司的股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畴;其二,内地管辖法院是否有权处理登记在境外的公司股权相关权益;其三,认定该部分夫妻财产关系时,应当适用内地法律还是澳门地区的相关规定;其四,男方刻意隐瞒境外持股信息,是否构成恶意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定情形;其五,即便最终支持女方的分割主张,如何规避澳门当地公司股权变更的相关限制,避免后续判决陷入无法执行的僵局。
针对这些层层嵌套的争议,王鹏玖律师搭建了全链路的证据梳理与法律论证体系,从三个维度推进案件办理。第一是锚定资金与身份关联,逐一调取二人的结婚登记档案、男方出入境记录、夫妻共同经营期间的银行流水、澳门公司的出资凭证,以及对应返程投资的外汇登记全套资料,形成完整证据链,直接证明该澳门公司完全设立于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初始出资的资金来源与夫妻共同经营所得、婚内共同财产高度重合,不存在男方以个人婚前财产出资的可能性。第二是明确法律适用标准,王鹏玖律师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相关规定论证,原被告的共同国籍、长期共同经常居所地均为中国内地,认定夫妻财产关系理应适用内地法律,直接排除了境外规则对本案财产属性认定的干扰。第三是落地权益固定措施,王鹏玖律师依法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与调查令,跨域调取澳门当地的商业登记档案、股东名册、澳门公司的经营账册,同步固定内地经营实体的全部工商内档资料,坐实男方通过跨境持股架构转移内地公司经营利润的相关证据。考虑到澳门地区对本地公司股东变更存在限制性规定,王鹏玖律师没有僵化主张直接分割股权,而是在完成股权价值司法审计评估后,提出“股权折价补偿+对应财产权益按比例分割”的灵活处置方案,从根源上避免后续出现判决难以执行的僵局。
法院结合全案证据审理后认定,案涉澳门公司股权对应的全部财产权益,均形成于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无法对澳门公司的初始出资来源、后续经营收益的去向作出合理解释,足以认定其存在刻意隐匿婚内重大财产的行为,最终全面支持了女方的分割主张,为当事人争取到了对应的大额财产权益。这起案件的办理充分印证了一句法理共识:跨境持股架构从来都不是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避风港”。
针对这类跨域婚姻财产纠纷,王鹏玖律师也结合多年实务经验作出提示。普通民众如果在婚姻关系中怀疑配偶存在境外隐匿财产的情形,不要因跨境信息壁垒直接放弃维权,要第一时间留存好相关经营线索、资金往来痕迹,尽早通过法律途径固定证据,厘清资金流转链路,明确对应的准据法适用规则,必要时选择折价补偿等灵活的处置方案,在符合两地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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