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吴梦轶律师深挖案件细节全力辩护帮当事人争取大幅下调量刑

高某早年有多次涉违法犯罪前科，2023年因涉及虚拟货币资金流转关联到电信诈骗被害人资金，被公安机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移送审查起诉。最初关联到高某涉案的仅14万元电信诈骗资金，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随着补充侦查推进，陆续又有两笔合计17万余元的诈骗资金被查实流入高某名下涉案银行卡，涉案总金额直接从14万元翻倍至30余万元。家属委托律师介入时，案件已呈现明显的不利态势。
吴梦轶律师接手案件后第一时间完成全部卷宗调取与逐页核对，首先梳理出本案三大核心难点：一是涉案金额持续攀升，每一笔新增关联赃款都对应法定量刑幅度上调的压力；二是高某属累犯，加上此前曾有偷越国（边）境的处罚记录，极易被认定为长期游走灰色产业、对赃款性质有明确认知，主观恶性评价会被直接拉高；三是案件定性处于模糊地带，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量刑区间相差四年多，两类罪名的构成要件边界在现有证据下尚未厘清，辩护方向的选择容不得半点偏差。
针对上述难点，吴梦轶律师没有直接从定性争议切入，而是先从基础事实核查做起：逐笔比对三张涉案银行卡的全部流水，从中筛查出89万元是高某三张卡之间的自有资金来回倒转，完全与涉案赃款无关，第一时间将该部分流水明细整理成册提交给检察机关，明确主张该部分金额应当全额从涉案流水里剔除，同时指出除了已经查实的三笔被害人明确指认的诈骗资金外，其余大量流水没有对应的上游犯罪核实材料，依法不应当计入涉案赃款范畴。
完成金额层面的事实梳理后，吴梦轶律师紧接着针对主观认知与罪名定性提交多份法律意见：结合在案聊天记录的细节，指出上游核心人员尚未到案，高某与负责取现的中间人员互不相识、事前也无通谋，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高某明确知晓涉案资金是电信诈骗赃款，其对资金违法性仅存在概括性认知，更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特征。吴梦轶律师还从当事人留存的交易核对记录里整理出其事前核实报价、标注风险的相关痕迹，用以佐证其主观恶性相对有限，并非刻意参与赃款流转。
此前高某在侦查阶段曾向第一位被害人退赔1.3万元，但因沟通不畅始终未拿到书面谅解，该情节没能被办案机关完整纳入考量。吴梦轶律师主动联系远在外地的被害人，多次反复沟通退赔细节，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高某再补足2万元退赔款，被害人出具完整谅解书。同时吴梦轶律师还向检察机关提交材料，说明高某在银行卡被冻结后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如实供述全部事实的情节，符合自首的认定标准，也主动表态当事人愿意以被冻结的账户资金全额抵扣后续退赔义务，悔罪态度明确。
“刑事辩护的核心永远是落在每一处可核查的证据细节上，不放过任何一个能争取从宽处理的法定或酌定情节。”这是吴梦轶律师扎根基层办理数百起案件始终秉持的执业准则。在全案证据与辩护意见的完整呈现下，检察机关最终全部采纳了吴梦轶律师的相关主张，将认罪认罚量刑建议调整为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较最初检方给出的二年八个月量刑建议，直接下调了七个月，即便在涉案金额翻倍的前提下，仍为当事人争取到了宽缓处理结果。
在基层法律服务一线深耕多年的吴梦轶律师，始终认为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会随着涉案数字的攀升直接失去争取空间，只要锚定证据事实、严谨梳理每一处细节、把可落地的和解、退赔等补救工作全部做实，即便面对不利的初始态势，也能为当事人争取到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平处理结果。这起案件的办理也再次印证，刑事辩护从来不是单纯的法条推演，而是要把每一个法定从宽情节都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益，让法律的尺度既有边界也有温度。湖北高见律师事务所也始终倡导，基层法律服务的价值就在于把专业能力下沉到每一起具体案件的细碎事实里，不轻易放弃任何一处可争取的合法空间，为群众提供靠谱、扎实的法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