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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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经营主体在资金周转出现困境时，对欠薪可能触发的刑事风险缺乏清晰认知，直到行政程序转入刑事环节才幡然醒悟，此时往往已面临追逃、羁押的境地，想要争取从轻处理的空间被大幅压缩，这类涉众型涉薪案件，一旦处置不当还可能引发群体矛盾，办案容错空间极小。本案当事人是一家服务类企业的实际出资人和经营者，企业工商登记的挂名股东既未实际出资，也不参与经营与分红。受经营模式、资金流转多重因素影响，企业陆续出现员工工资拖欠问题，累计拖欠九十八名劳动者劳动报酬，总金额达1188395元。多名劳动者向人社部门投诉后，人社部门先后两次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企业限期足额结清工资，当事人未按期完成兑付，人社部门完成行政流程后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公安机关立案后当事人未到案配合调查，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后在机场被抓获归案，随后被刑事拘留、执行逮捕。进入刑事程序后，当事人才开始出现严重认知分歧，认可部分欠薪事实，但否认存在逃匿行为，对部分欠薪事实也不予认可，坚持认为自身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当事人家属委托张鹏宇律师作为辩护人介入时，案件已经进入公诉准备阶段，涉案金额高、受害劳动者人数众多，辩护推进难度不小。公诉机关审查终结后，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当事人以逃匿方式逃避支付近百名劳动者报酬，金额118万余元，经人社部门责令支付仍拒不支付，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结合当事人如实供述、部分赔偿谅解情节，建议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庭审过程中，张鹏宇律师没有选择简单做无罪辩护，而是结合全部卷宗证据找准核心争议焦点，多角度发表辩护意见。第一，张鹏宇律师提出本案应当定性为单位犯罪，厘清公司经营行为和个人行为的边界；第二，结合全案证据论证，当事人主观上没有恶意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的故意，客观上也不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企业欠薪根源是经营不善、资金周转断裂；第三，针对指控的118万余元涉案金额，辩护律师提出在案证据存在瑕疵，指控犯罪金额的证据不够充分，请求法庭审慎核查欠薪数额；第四，重点阐述量刑从轻情节：当事人属于初犯、偶犯，归案之后能够如实陈述案件相关事实；家属已经主动筹措资金，代为向劳动者清偿部分工资，与劳动者达成和解，取得大量被害人书面谅解，具备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综合全部情节，张鹏宇律师向法庭提出对应量刑建议，请求对当事人判处八个月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案件审理阶段，办案机关两次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法庭先后三次公开开庭审理，控辩双方围绕是否构成逃匿、犯罪主体认定、欠薪金额、量刑情节展开多轮辩论。虽然法院最终没有采纳单位犯罪以及缓刑的辩护意见，但充分接纳了辩护人提出的如实供述、赔偿谅解可以从轻处罚的辩护观点。最终审理法院认定，当事人作为企业实际控制人、实际经营者，以逃匿方法逃避支付九十八名劳动者共计1188395元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人社部门责令支付仍然不予支付，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法院采纳了公诉方与辩护方共同提及的从轻量刑情节，结合当事人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家属代为支付部分拖欠工资、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并取得谅解的事实，依法对当事人予以从轻处罚，最终判决当事人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纵观全案，涉案欠薪金额达118万余元，被害人多达98人，公诉机关建议量刑区间为三年以下，经过张鹏宇律师的庭审抗辩，最终实判刑期远低于公诉机关量刑区间上限。这起案件也印证了一个实务逻辑：即便案件无罪辩护空间有限，依然可以通过梳理全部卷宗证据，挖掘全部量刑有利情节，从犯罪主体、主观恶性、犯罪金额、赔偿谅解、认罪态度等维度全力辩护，最大限度降低当事人的刑罚。对于涉企刑事犯罪，赔偿谅解不是简单走流程，每一份和解协议、收条、谅解书，都需要规范取证，才能真正在法庭上发挥从轻处罚的法律效果。云南凌云（大理）律师事务所张鹏宇律师提示，经营主体遇资金困难出现欠薪情况时，要第一时间主动和劳动者沟通协商，同步对接人社部门明确兑付方案，避免行政责令文书下达后仍长期失联、拒不配合处置，触发刑事追责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