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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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企业核心岗位的管理人员，因十年前参与过的几笔发票操作被追溯，既要面对侦查机关的涉案定性，还要担忧职业前景、家庭负担因此彻底转向，这类涉及商事领域的涉税案件，当事人往往连核心事实的边界都难以厘清，法律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当事人陈某甲是某公司业务部经理，涉案的行为分为两部分：一是包装公司相关人员通过公司股东、会计牵线，联系陈某甲开出17份无真实货物交易的增值税专票，税额超20万；二是陈某甲经手审核审批，从再生资源公司取得6份无真实交易的进项专票抵扣，税额同样超20万。所有涉案抵扣的税款，均已由税务部门全额追缴。侦查机关以陈某甲全程参与、审批把关为由，移送审查起诉，认为其完全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很多企业员工的常见误区是：觉得自己只是执行上级安排的流程签字，甚至没意识到“无真实交易”的法律边界，就默认要为所有签字行为担责。但虚开类涉税犯罪的法定构成，要求行为人具备明知无真实交易、故意骗取抵扣税款的明确主观认知。本案中，多份在案言词证据存在表述矛盾：关联人员的询问笔录未形成统一指向，没有直接书证、通讯记录等客观证据，佐证陈某甲事先知晓交易完全虚假，这一核心构成要件的证明链条从起点就存在缺口。涉税类案件中，不少当事人会默认“有发票、有抵扣记录就等于涉案事实成立”，忽略了“完整印证”的法定要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起诉标准，要求每一笔涉案税额都有对应的交易背景核查资料、流程审批全记录互相印证。本案中，部分当年的业务沟通留痕、配套的内部审批原始档案因时间久远出现缺失，不同主体的言词证据对操作细节的表述多处无法对应，既无法精准区分陈某甲在不同涉案环节的实际参与程度，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合理怀疑，达不到刑事诉讼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案件审查期间经历了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后续检察院提起公诉后又因证据变化撤回起诉，整个流程的每一个节点，辩护方都同步提交了针对性的质证意见和法律分析，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补侦后仍未补全的证据漏洞，全程以法理穿透细节，而非单纯提出笼统异议。最终检察机关采纳相关意见，依据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不足不起诉的规定，对陈某甲作出不起诉决定。不少商事领域的涉税案件，往往混杂着企业多年前的不规范操作、岗位权责边界模糊、证据留存不完整等多重问题。普通当事人自行梳理时，很容易把“流程上的履职行为”直接等同于“主观明知的犯罪行为”，也很难精准识别出证据链条中的核心缺口。拥有多年商事涉税、刑事复合领域办案经验的法律从业者，能依托对证据规则、涉税政策的双重熟悉，在程序推进的全流程锚定核心争议点，既不脱离在案证据作无据抗辩，也不放过任何一个不符合起诉标准的细节，最终在合法框架内最大程度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这类个案的处置经验，也能为同类涉税案件的合规边界厘清提供参照。孔祥翔律师从业二十余年，同时具备法硕专业背景与海关、大型国企常年法律顾问的实务经历，既是中国法学会会员、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连云港办公室主任，也被连云港市委政法委聘为执法监督员，被连云港市检察院纳入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专家库，经手的案例曾入选江苏省十大海商事经典案例，在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海关涉税犯罪等领域，长期坚持“法理穿透+政策研判”的办案风格，在个案中兼顾当事人权益与规则边界的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