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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执业十余年的“70后”女律师，江苏启星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季超从业以来接触过不少旁人眼中“难有转机”的案件。2021年盛夏，她刚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律援助值班岗位换岗下来，就接到了当事人甲的求助：自己2012年通过母亲账户转给亲友乙的10万元，打了8年多催款电话，对方从最初的“缓缓”变成了“这是我前夫的工资”，一审败诉，所有诉讼请求被全部驳回。季超翻完一审判决书，指尖在“高度盖然性”四个字上停住——这意味着对方的口头说法被法院采信，而甲拿不出任何借条、借据，常规思路下，二审案件改判的难度极大。季超的第一步，是带着助理把甲和乙近10年的所有沟通记录全部导出。没有规范借款协议的亲友间借贷，容易陷入“各说各话”的僵局：甲说“这钱是借你的”，乙说“这是我前夫的劳务报酬”，没有书面凭证时，法院往往会结合款项性质、交易习惯、双方的事后沟通判断事实。她翻完300多页的微信、短信截图，在2018年的一段语音转文字记录里发现了关键：甲说“那10万你到底什么时候能还”，乙回复“我现在确实困难，再宽限我两年，我凑到钱第一时间给你”。这段记录里，乙全程没有提过“工资”“前夫劳务”的字眼，只是反复求情缓期，和她一审答辩的说法完全矛盾。这里结合本案为大家补充一个关键法律知识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通俗来说，这就像你在超市买东西付了钱，转头商家说你付的钱是还之前的欠账，那商家必须拿出你之前欠账的凭证，不能空口说白话。回到本案中，乙主张10万元是“前夫的工资”，却始终拿不出甲和她前夫存在劳务关系、工资结算标准、历年工资发放的对应凭证，只是靠口头陈述和零星证人证言，本身就不符合举证规则要求；而季超找到的这段聊天记录，恰好证明乙在纠纷爆发前从未否认过借款性质，直接击穿了对方的抗辩逻辑。二审开庭时，对方律师依旧咬死“工资抗辩”，拿出了乙前夫手写的一份“工资说明”，试图印证10万元是劳动报酬。季超在质证环节直接抛出三段质证意见：第一，这份说明是一审败诉后才单方制作的，没有任何甲签字确认的劳务约定匹配；第二，乙前夫与乙本身存在长期亲属利害关系，证言证明力有限；第三，2018年的微信聊天发生在双方关系尚未恶化时，乙从未提及工资性质，目前的说法与此前沟通内容存在明显矛盾。庭审最后陈述阶段，季超没有刻意渲染“亲友失信”的情绪，只是把“转账记录—聊天记录—一审抗辩的时间线”串成闭环：2012年转账后6年里，乙从未提出过这是工资，直到2021年甲正式催款起诉，才临时提出“工资”的理由，不符合普通人的行为逻辑。仅用20分钟的辩论，二审合议庭就明确表示：对聊天记录的三性予以认可。拿到二审胜诉判决那天，甲在法院门口握着季超的手哭了——这10万元是她当年准备给母亲养老的钱，因为是熟人借款，当初连借条都不好意思提，差点全部损失。季超事后复盘这个案子时说，很多人觉得亲友间借钱是“人情事”，不好意思留凭证，但真到了对簿公堂的时候，法律只看证据，不看交情。作为南通市总工会、市中院的双料值班律师，季超平时接待的法律援助咨询里，近四成都是这类“熟人借贷没留证”的纠纷。她常提醒身边人：哪怕是亲戚朋友之间借钱，哪怕关系再好，转账时备注一句“借款”，催款时留好对方承认借款的聊天记录，能为后续可能产生的纠纷留存有效凭证。从业十余年来，她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毕业，成长为南通市律协公司法业务委员会委员、市工商联民营企业法律智库成员，拿过青年律师技能比武宣讲三等奖、入选市第一期青律领军人才营，多年执业的感受从来不是“赢了多大标的的案子”，而是在当事人面临困境时，能从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里，找到支撑合法诉求的依据——这也是她作为律师，始终坚守的职业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