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宁雷律师事务所代理情感命案精准驳斥抗辩助被害方实现合法诉求

普通人遭遇亲密关系矛盾时，大多都有过情绪失控的瞬间，很少有人能预判，一次普通的工作选择争执，最终会演变为无法挽回的致命悲剧。很多被害人家属面对重大刑事案件时，往往不清楚自己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充分表达诉求，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这起案件源于一对网络结识的恋爱同居男女，二人因被害人的工作选择爆发激烈争吵，被告人持事先购置的开锋柴刀，多次砍击被害人头部要害位置，造成被害人重度颅脑损伤。案发后被告人虽拨打120、110施救，但被害人历经九个月的不间断医院抢救，最终因颅脑损伤过重无效死亡。经查明，被告人此前有多次刑事犯罪前科，在前罪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五年内实施本案犯罪，属于累犯。案件移送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时，被害人家属明确拒绝任何形式的赔偿调解，坚定要求法院对被告人从重惩处，但这类婚恋民间矛盾引发的案件，司法实践中往往不会直接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再加上辩方从多个维度提出从轻抗辩，被害方的诉求实现存在不小难度。
孙浩钧律师接到委托后，首先全面铺开案卷梳理工作，逐一核对伤情鉴定文书、作案物证、出租屋监控视频、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等全部在案材料，固定被告人提前购置凶器、二人长期累积情感矛盾的完整事实链条。
庭审过程中，辩方首先提出被告人仅存在伤害的主观故意，应当定性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而非故意杀人罪。孙浩钧律师结合物证细节当庭回应，被告人使用开锋柴刀反复打击被害人头部致命位置，多处创口深达颅骨、脑组织外溢，客观行为完全能够反映其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心态，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法定构成要件，该项意见最终被法庭采信。
随后辩方又以被害人受伤后经数月救治才死亡为由，主张存在医疗介入因素，试图切断行凶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刑法因果关系。孙浩钧律师结合在案的全部诊疗记录、法医鉴定结论逐一说明，被害人自受伤入院后全程接受连续救治，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死亡结果的异常介入因素，法医鉴定已经明确死亡直接原因为本次行凶造成的重度颅脑损伤，行凶行为与死亡结果存在直接、明确的刑法因果关系，该抗辩意见最终未被法庭采纳。
针对辩方提出的被告人案发后主动报警、留在现场等候、拨打急救电话，构成自首应当从轻量刑的主张，孙浩钧律师结合被告人的历次讯问笔录内容指出，自首的认定不仅要求自动到案，还要求行为人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但被告人归案后，就砍击部位、刀数、主观意图等核心犯罪事实多次避重就轻、作出虚假供述，刻意隐瞒关键案情，依法不构成自首，不能适用自首的从轻量刑规定。
庭审中孙浩钧律师也如实转达了被害人家属的明确诉求，清晰向合议庭陈述被害人家属拒绝接受任何赔偿、不接受调解，坚决要求从严追责的意见，同时着重提请法庭重视被告人的累犯法定从重情节，充分论证被告人多次有前科记录、人身危险性极高，本案虽存在婚恋民间矛盾、被告人报警施救等情节，但结合全案案情不足以对被告人作出从宽处理。
最终法院全部采纳孙浩钧律师的代理意见，认定被告人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累犯，作案手段残忍、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判决被告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作案工具柴刀予以没收，被害人家属的正当诉求最终得到了司法支持。
案件办结之后的复盘过程中，浙江宁雷律师事务所的办案团队也梳理出可供参考的实务经验。理性是处理亲密关系矛盾的核心底线，婚恋相处产生矛盾时应当优先选择冷静沟通，一旦争执升级要第一时间拉开安全距离，寻求中立第三方介入调解，切勿任由情绪失控诉诸暴力，避免矛盾滑向无法挽回的恶性犯罪边界。同时也要明确，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家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全程参与庭审，针对辩方提出的各类从轻辩护观点逐一回应，完整陈述己方意见，依法维护被害一方的正当诉求。民间矛盾引发的命案中，要实现被害方从重惩处的诉求，需要代理人吃透全部案卷细节，锚定关键的法定从重情节，形成完整严谨的论证逻辑。事实不会自动发声，唯有细致梳理、精准呈现，才能让合法合理的诉求得到司法层面的充分回应。浙江宁雷律师事务所始终秉持专业化分工加团队协作的作业模式，重大复杂案件均由跨领域律师组成项目组共同承办，扎根宁波本地熟悉浙江司法实务，在所有委托中坚持把事实和证据梳理清楚，把法律路径讲说明白，把风险和不确定性如实告知当事人，不对当事人作出无法兑现的承诺，对每一项委托都尽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