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签调解协议获赔偿，新疾病索赔百万为何被驳回？

医疗纠纷发生后，患者及其家属都希望能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然而，处理这类问题时，往往会遇到各种复杂的情况。北京明向律师事务所医疗卫生法律部主任包寅律师，具有医学法学复合型教育背景，处理过上百起医疗纠纷案件。他秉持“亲自接待、亲自分析、亲自代理”的执业原则，全程亲力亲为，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
在包寅律师处理过的众多案件中，有这样一起典型案例。2021年5月，林女士因腰痛伴肛门坠胀入住北京某三甲医院进行手术，术后医方给予甲强龙静脉输液治疗。此后双方产生纠纷，2023年7月，在医调委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书》，医方一次性补偿林女士10万元，协议履行完毕后纠纷终结。双方还共同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法院裁定该调解协议有效，医方也按约支付了款项。然而，2023年下半年至2024年初，林女士先后被诊断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双眼白内障以及胰体肿物（倾向恶性），她认为这些疾病是医方“过量使用甲强龙”导致的副作用，于是再次将医方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后续医疗费等5.7万余元，并主张100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这里结合本案为大家补充一个关键法律知识点：
-法条原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通俗化解释：这就好比两个人争论一件事，说这件事是真的那个人得拿出证据来证明。就像在一场游戏里，谁提出了某个说法，谁就得有证据来支持这个说法，不然别人就可以不相信你。
-案例关联说明：在这个案例中，林女士主张新确诊的疾病是医方“过量使用甲强龙”导致的，她就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这些疾病和过量使用甲强龙之间有因果关系。该规则规定了在已有生效调解协议的前提下，若患方主张“新损害”，需先提供“初步证据”，若无法举证则要承担不利后果，这支撑了案例中法院依据该原则认定患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一责任划分。
患方面临着未知疾病发展带来的维权困境，认为签早了协议吃了亏，而医方则担心被打破“息诉服判”的局面，面临巨大法律风险与管理成本。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能否阻却患方的新诉求，以及“新确诊”疾病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法院审理时，对于协议达成前已存在的损害，认定受协议终局性约束，林女士无权以相同事由另行主张。对于协议达成后“新确诊”的疾病，林女士需承担严苛的举证责任。由于她无法提供“初步证据”证明新疾病与案涉诊疗存在因果关系，最终一二审法院均驳回了她的百万索赔。
包寅律师解读此案时指出，“医调委+司法确认”具有终局性，患方推翻司法确认较难，签署前务必确保“医疗终结”。同时，在举证规则上，患方不能迷信“只要起诉，法院就会安排鉴定”，必须先提供“初步证据”。医方则应规范协议文本，筑牢风险防火墙。
医疗纠纷的调解是医患双方对自身权益边界的一种让步与买断，契约一经司法确认便具有效力。在遇到医疗纠纷时，患者及家属可以选择像包寅律师这样专业复合型、亲办负责型、技术资源型的律师，获得法律保障。同时，医患双方都应敬畏法律程序，理性评估病情发展，以此在纠纷化解中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