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刑辩｜2800万虚拟币诈骗大案，无自首立功情节仍争取最优量刑

一、虚拟币诈骗迷局 2019年末至2021年中，一个跨深圳、成都多地的特大虚拟货币平台诈骗团伙悄然作案。深圳团伙搭建了无正规金融资质的“缤果”虚拟币封闭合约交易平台，通过虚构海外牌照、华尔街专业带单老师等虚假宣传吸引投资者。他们在成都布局多个独立代理窝点，形成“深圳总部+多地线下代理”的多层级诈骗模式。 全案累计诈骗200余名被害人，涉案金额折合人民币2800余万元。这些诈骗分子通过私下购买公民信息引流，用模拟盘制作虚假盈利截图诱导客户入金，再搭配超高杠杆、刻意滑点等手段侵占被害人资金。我方当事人是成都凯德广场窝点的三名合伙老板之一，公诉机关认定其诈骗金额86.7万余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的共同犯罪主犯。 二、辩护困境重重 面对这样一起复杂的案件，辩护工作困难重重。史新龙律师在仔细研究案件后，发现了多个棘手的问题。 1.罪名辩护无空间：昆山法院在虚拟币对赌平台案件上定性口径统一，均认定为诈骗罪，变更罪名辩护完全行不通，只能从量刑情节上进行突破。 2.跨地取证难度大：案件侦查、取证分昆山、成都两地，数十万条平台后台交易流水和虚拟币转账记录，需要逐笔拆分核对。外地律师跨城阅卷、调取原始数据周期长、沟通渠道有限，难以完成精细化金额抗辩，而本地律师史新龙则具备常态化对接承办民警的优势。 3.同庭量刑竞争大：全案20余名被告人合并庭审，合议庭会横向对比量刑。我方当事人无自首、立功等法定减轻情节，且主犯身份无法推翻，只能依靠酌定情节争取从轻，但同类窝点老板主犯几乎无大幅从轻判决先例。 4.财产刑压力大：昆山法院针对涉虚拟币诈骗案件财产刑处置标准严苛，主犯不仅要面临高额罚金，还要全额追缴违法所得、没收作案工具，同时需要对接公安、法院执行局沟通区分合法资金，这对辩护工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三、精准辩护策略 针对上述难点，史新龙律师制定了精准的辩护策略。 1.聚焦量刑辩护：放弃变更罪名辩护，从涉案金额、层级作用、主观恶性、退赃四大维度开展精细化分层量刑辩护。 2.层级差异抗辩：强调当事人仅为成都小型代理窝点股东，不参与平台开发和顶层规则制定，请求合议庭对比全案主犯分层差异化量刑。 3.证据瑕疵质证：针对公诉机关指控中的证据瑕疵，如金额认定扩大化、部分被害人损失证据链不完整等问题，提交专项质证意见，申请法院酌情核减涉案金额。 4.多重从轻情节叠加：考虑到当事人系初犯，归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主动配合退赃等情节，叠加家庭抚养困难的客观材料，向法院争取大幅下调罚金，区分合法自有资金与违法所得。 四、全程专业把控 在整个案件办理过程中，史新龙律师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全程把控每一个关键节点。 1.侦查阶段提前介入：第一时间赴昆山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梳理出资、分工、获利明细，固定如实供述、配合退赃笔录，为后续辩护奠定基础。 2.审查起诉阶段沟通协商：向昆山检察院提交《涉案金额核减专项法律意见》，附自行核对的流水明细和证据缺失被害人清单，与承办检察官当面沟通，争取下调量刑建议和压缩罚金区间。同时，确认昆山本地预缴退赃流程，落实预缴财物可从轻量刑的办案口径。 3.庭审阶段有力辩护：在庭审中，对电子数据、被害人陈述分组逐项质证，重点论证当事人在全犯罪链条中的层级差异和作用大小。横向对比同庭其他被告人的从重情节，请求合议庭区分各主犯作用轻重，并完整提交初犯、配合起赃、家庭困难等佐证材料。 4.庭后沟通深化说理：庭审结束后，当面提交补充书面辩护意见，与承办法官单独沟通财产刑处置方案，争取罚金下调和灵活分期退赔方案。由于史新龙律师具备常态化线下沟通渠道，能够更好地为当事人争取从轻判决。 五、理想判决结果 最终，法院开庭审理后，采纳了史新龙律师团队的辩护意见。当事人虽构成诈骗罪并被认定为主犯，但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对比同庭其他窝点主犯大幅下调。法院还采纳了全部退赃从轻意见，将当事人配合扣押、上缴的涉案虚拟资产认定为从轻量刑情节，区分了账户内个人合法自有资金，仅针对实际违法所得判令退赔被害人。在无自首、立功法定减轻情节的前提下，取得了本案所有同层级窝点主犯中最优的人身刑和财产刑双重从轻结果。 史新龙律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拥有九年上市公司法务及管理经验，不仅精通法律实务，更具备成熟的商业逻辑与管理思维。自2019年正式执业以来，他核心专注于民商事争议解决，兼顾婚姻家事、劳动争议，同步办理经济类刑事辩护案件，代理案件数达300余起。在这起2800万特大虚拟币平台诈骗集团案中，他凭借专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严谨的办案态度，为当事人提供了有力的辩护，彰显了一名优秀律师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担当。这起案件也为类似虚拟货币诈骗案件的辩护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提醒人们在虚拟货币投资中要保持警惕，远离诈骗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