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陈灿芳律师：凭医学背景处理超五百案，26岁孕妇案获两百多万赔偿

陈灿芳律师，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拥有医学学士学位。他曾有五年内科医师的临床工作经历，2009年9月取得律师执业证，至今已执业17年，现任职于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他还是广州市律师协会第九界医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广州中医药大学校外导师，始终专注于医疗纠纷领域，处理过超五百件该类案件。
经典案例一：为截瘫孕妇讨回公道
有一位26岁的年轻孕妇，在使用肝素抗凝期间，医生安排了剖宫产手术。然而，麻醉医生未注意到产妇正在使用肝素，依旧按常规实施了腰椎穿剌腰硬联合麻醉。中午12时手术完成，下午18时产妇出现双下肢麻木乏力的症状，但医方直到第二天中午请神经科医生会诊后，才安排MR检查，结果发现椎管内血肿形成并压迫到脊髓。虽然紧急安排手术清除血肿解除压迫，但产妇恢复效果不理想，最终截瘫并大小便失禁。
陈律师接受委托后，仔细分析案情，认为医方存在两个明显过错。其一，正在使用的肝素说明书明确说明用药期间不能进行腰椎穿剌；其二，产妇术后双下肢麻木乏力，医方没有及时进行MR检查，延误了血肿的发现及处理。从客观角度分析，医方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但考虑到目前医疗损害鉴定机构水平及公正性参差不齐，无法保证鉴定结果一定判定医方承担主要责任。所以，陈律师建议先由律师代理调解，把法院诉讼及鉴定作为最后的救济途径。
在调解过程中，陈律师据理力争，向医方指出其存在的过错及应承担的责任。最终，医方同意按80%的责任处理患者的相关损失，赔偿患者两百多万，案件圆满结案。
案例二：扭转二审局面
患儿出生后第一天晚上出现面色紫绀、精神差、不进食等低反应症状，产科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将患儿转到新生儿科。经检查发现是严重的低血糖，由于低血糖时间太长，患儿最终出现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发育异常。
患儿及其监护人一审委托其他律师代理，选择某省医学会进行医疗损害鉴定，鉴定结论为医方不存在过错及因果关系。原告申请鉴定人出庭，法院未批准，最终法院采信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完全驳回原告诉求。
二审时，原告委托陈律师代理。陈律师介入后，首先向二审法院说明一审法院在原告提出申请的情况下，不同意鉴定人出庭属于程序错误，二审必须纠正。他成功说服二审法院安排省医学会的其中一个鉴定专家出庭接受质询。同时，陈律师帮原告方申请了一个专家辅助人出庭协助对鉴定书质证。
在二审开庭过程中，通过专家辅助人询问鉴定专家，发现鉴定专家鉴定时没有看清楚病历。她们以为患儿是出生第二天中午才出现低反应表现，产科马上把患儿转新生儿科，所以认为医院的诊疗行为没有过错，但实际上病历反映患儿是出生当天晚上出现低反应，第二天中午才转科，延误了半天时间。通过庭审，二审法官也意识到鉴定报告存在疑问，于是发函给省医学会要求其解释相关疑问。由于相关事实在庭上已经查清，省医学会出具意见认为医院存在过错。最终，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把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案例三：争取更高责任比例
患者因肋骨骨折、多处挫伤到某医院住院治疗，入院后常规心电图检查显示显著STT改变。住院期间进行活血化瘀、止痛治疗。住院第十天，患者突发昏迷不醒，随即呼吸心跳停止，抢救无效死亡。
患者死亡后，家属对死因质疑，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死因鉴定，结论为患者符合冠心病并心肌梗死致急性心功能障碍而死亡。死因鉴定报告作出后，家属认为医院存在过错，委托另外的律师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诉讼过程中，法院委托某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医疗损害鉴定，认定医方在诊疗过程中对患者入院时心电图高危心血管疾病认识不足，存在未请心内科会诊等过错，医方的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过错系次要原因，过错参与度建议为30%。原代理律师告知原告，法院极大可能按30%的责任判决，争取更高责任机会不大。
但原告目标是求40%以上责任，于是拿案件材料咨询陈灿芳律师。陈律师详细了解案情后，发现《鉴定书》记载的部分事实与医院提供的病房走廊监控视频不符。监控视频显示11时30分至12时04分根本没有医生进入过患者所在的病房，而鉴定报告错误认为医生在现场，这影响了医院过错及责任认定。
基于此，陈律师认为有机会争取法院认定医院承担高于30%的责任。原告委托陈律师参与一审诉讼。庭审中，陈律师重点论述在患者病情危急的情况下，被告实际上并没有医生对患者病情进行诊治，必然延误对患者的诊断及救治，法院不应完全采信鉴定报告来认定被告责任。最终，一审法院采信了陈律师的观点，判决被告承担40%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