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赠与纠纷维权难题：手握自书遗嘱也未必稳赢，看律师如何化解

生活中，很多人认为手握一份形式完备的自书遗嘱，在涉及财产分配等纠纷时就稳操胜券了。然而，在实际的法律案件中，事情往往并非如此简单。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桩涉及涉外赠与纠纷的案件，看看在复杂的法律情境下，究竟是怎样通过专业的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的。
这是一起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涉外赠与纠纷案件。吕修斌律师代理本案被告小莎（化名），而原告以及另一被告均为英国籍当事人，长期居住于英国，小莎则是居住在北京的国内当事人。原告手持一份形式要件完整的被继承人自书遗嘱，提起了赠与纠纷诉讼，将小莎以及另一位外籍被告一并列为案件被告，主张按照这份遗嘱来处理涉案财产，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
在这起案件中，存在着诸多维权阻碍与法律争议。首先，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要自书遗嘱书写格式正确、字迹是被继承人本人书写，遗嘱就一定合法有效。但实际上，一份有效的自书遗嘱，除了格式要件之外，立遗嘱人订立遗嘱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首要前提。即便遗嘱文本格式没有瑕疵，如果立遗嘱人患有痴呆等影响认知能力的疾病，无法辨认自身行为后果，那么这份遗嘱依然存在效力瑕疵。其次，本案具有涉外案件的属性，原告、部分被告身处境外，这就导致涉外案件本身存在送达周期长、域外证据程序复杂、各方法律认知差异大等现实难题。如果案件继续走完整庭审判决路径，案件周期会被大幅拉长。
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吕修斌律师展现出了卓越的专业能力。他并没有被遗嘱格式完备的表象迷惑，敏锐地捕捉到了案件的疑点。吕修斌律师多方奔走，前往法院、医院、物业等多个机构调取档案材料，最终查实：被继承人订立该份自书遗嘱之前，已经患有痴呆病症。这一重大事实直接动摇了这份自书遗嘱的效力基础。
面对该关键事实，各方对案件结果的预期发生了重大转变。经法院主持调解，全部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案件受理费由原告自行承担且已经缴纳，调解书各方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吕修斌律师代理的小莎一方，通过调解方式妥善化解了本次涉外财产诉讼，实现了有利的处理结果。
回顾这起案件，吕修斌律师总结了以下几点办案经验。一是不被表面证据误导，缜密逻辑发现案件突破口。面对原告提交格式完全合规的自书遗嘱，他没有直接认可证据效力，而是抓住“立遗嘱人行为能力”这一容易被忽略的核心要点，找到案件抗辩关键方向，体现出极强的专业敏感度。二是多方实地调查取证，夯实关键事实。他不辞辛劳，前往法院、医院、物业等多处机构调阅、调取病历及相关档案，拿到被继承人订立遗嘱前患有痴呆的客观证据，从根源上动摇原告核心证据效力，促成案件形势反转。三是把握诉讼局势，合理引导调解谈判。掌握关键证据之后，并非一味追求判决，而是充分评估涉外案件审理周期、诉讼风险，守住我方当事人利益底线，参与多方谈判磋商，推动达成对委托人有利的调解方案。四是严格审核调解协议条款，规避遗留风险。仔细把关调解文书全部条款，堵住条款漏洞，避免后续发生二次诉讼，一次性解决本次涉外赠与财产纠纷。五是向委托人释明利弊，作出理性诉讼选择。向当事人讲清遗嘱效力认定的法律规则，分析判决和调解两种结案方式的利弊，帮助委托人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诉讼决策。
对于同类的涉外赠与纠纷，以及遗嘱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为大家解答一些常见疑问。判断遗嘱效力，不能只看书写格式。一份有效的遗嘱，格式、立遗嘱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两大条件缺一不可。即便遗嘱字迹真实、格式正确，如果立遗嘱时存在痴呆、认知障碍等情况，遗嘱依然可能无效。发生争议时可以申请调取病历、就诊记录等材料核查行为能力。在家事案件中，调查取证工作至关重要。很多家事案件胜负关键点藏在医院病历、物业档案、既往诉讼卷宗等第三方材料之中，当事人自身往往没有渠道调取，需要依靠律师依法开展调查。涉外家事纠纷，调解是优质解决路径。境内外当事人混杂的案件，文书送达、域外证据公证认证流程繁琐，诉讼耗时久。在自身利益能够保障的前提下，调解可以高效定分止争，减少诉累。订立遗嘱，建议留存行为能力佐证。老年人订立遗嘱，建议同步留存医院精神、认知能力方面的检查记录，或者在全程录音录像、有无利害关系见证人在场，减少日后被质疑订立时认知能力不足的风险。调解签字不可草率，仔细审阅全部条款。调解并不代表妥协让步，签署调解协议前务必逐条审阅权利义务内容。调解书一经签收即具备强制效力，若无法定情形很难推翻。
吕修斌律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深厚的法学底蕴为他的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专注婚姻纠纷、遗产继承、房产纠纷、交通事故等领域，凭借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深厚学识积累，投身法律行业多年，积累了丰富经验。他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委员，也是高级谈判专家，熟悉调解 - 诉讼 - 执行全流程及北京法院裁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