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王建功律师精准辩护美妆商标侵权刑案助力当事人获合理裁判结果

在市场流通领域，不少经营者对“以单位名义开展的侵权行为该认定为单位犯罪还是个人共同犯罪”存在认知盲区，这类定性差异往往直接影响涉案人员的责任划定与最终量刑，是知识产权刑事辩护中常见的争议高发点。 2023年底至2024年初，某商贸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多名股东，在未取得相关商标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明知采购方要将所购化妆品供应至大型新零售平台，仍从非正规渠道低价购入多款带有国际知名注册商标标识的化妆品，以远低于市场常规价的对外销售。经审计，该段时间内对应销售金额达300余万元，案发后执法机关在多地查获假冒化妆品5000余件，经权利人鉴别全部属于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续公诉机关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该商贸公司四名涉案人员提起公诉，其中针对涉案股东之一的刘某某给出的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四年至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该案的核心法律争议集中在三个层面：首先是案件整体定性，公诉机关按照个人共同犯罪提起公诉，但案涉经营主体是合法注册的商贸公司，所有涉案交易均以单位名义对外开展，此前公司也存在其他合法经营业务，并非专为实施售假犯罪设立，是否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直接影响各涉案人员的责任范围划定；其次是涉案人员的地位区分，刘某某仅为公司持股比例较低的股东，未参与货源采购、定价洽谈、资金统筹等核心犯罪环节，是否属于应当承担直接责任的人员，能否认定为从犯，是量刑阶段的关键抗辩要点；最后是量刑情节的落地，刘某某到案后始终配合调查，主动坦白全部事实，庭审中自愿认罪认罚，该类从轻情节能否被司法机关充分吸纳，直接关系到最终判决结果的合理性。 刘某某家属委托北京市大地（上海）律师事务所王建功律师作为辩护人之后，王建功律师带领团队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全程跟进，首先完成全部案卷材料的逐页梳理，调取该商贸公司历年工商登记资料、此前合法经营的交易凭证，梳理出公司设立初衷并非为实施违法犯罪、涉案售假业务经股东集体决策通过、收益部分归入单位账户的完整证据链，以此为基础提交单位犯罪的专项辩护意见。紧接着王建功律师针对性梳理刘某某在整个涉案链条中的行为痕迹，调取其未参与核心环节决策、未主导售假业务推进的相关佐证材料，明确提出即便不认定单位犯罪，刘某某在整个共同犯罪中也仅起次要辅助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的辩护观点。同时王建功律师主动对接公诉机关与办案机关，协助当事人家属完成对应金额的违法所得退出，把刘某某坦白、当庭认罪认罚的情节逐一列明，同步提交全部量刑从轻的佐证材料，动态跟进每一个程序节点的意见反馈，根据案件进展调整辩护策略。王建功律师始终坚持程序合规优先，所有辩护意见均锚定在现行刑法及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的框架内，既不脱离案件事实提出无依据的抗辩，也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法定情节。 最终法院经审理，认定刘某某等人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虽未采纳单位犯罪的辩护意见，认定刘某某为主犯，但充分吸纳了王建功律师提出的刘某某未参与核心犯罪环节、主动坦白、自愿认罪认罚、主动退出违法所得的全部从轻情节，在公诉机关给出的四年至四年六个月量刑建议区间内，作出判处刘某某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五万元的判决，同案中负责执行售假业务的普通员工，因情节较轻、主动退缴违法所得，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整个判决结果既契合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也兼顾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宣判后未出现抗诉或上诉程序。这起涉案金额高、涉及多个知名品牌的知识产权刑案宣判后，引发行业关注，也给美妆流通领域的供应商、新零售平台敲响了合规警钟。 “市场主体的合规边界从来不是抽象条文，而是每一笔交易里都要守住的法律红线。”不少中小商贸企业经营者误以为以公司名义开展售假行为就能规避个人责任，或是认为仅作为挂名股东不直接参与业务就不会涉刑，实则是对知识产权刑事法律规则的重大认知偏差。在此也作出普法提醒：第一，判断单位犯罪的核心标准并非仅看交易是否以单位名义开展，还要核查公司设立的主要目的、主要经营业务性质、违法所得的实际流向，若公司成立后主要活动就是实施售假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按照个人共同犯罪论处；第二，商贸企业采购品牌商品时，必须核验供货商的正规授权资质，留存完整的进货凭证，从源头规避购入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对外销售的刑事风险；第三，股东即便不直接参与日常经营，只要以股东身份参与了违法经营事项的集体决策，依然可能被认定为犯罪责任人员，切莫抱有侥幸心理。企业日常经营中遇到合规边界模糊的问题，提前咨询专业法律人士搭建风险防火墙，远比案发后被动救济成本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