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青岛自然人王某从本地一家企业处受让了一份未兑现的合同债权,这份债权源自十多年前该企业和属地街道
办事处(由原镇政府合并组建)签订的系列投资类协议。当年双方约定,由街道办以出让方式供给该企业120亩产业用地,企业先后缴纳了100万元项目押金、110万元土地出让款,但街道办始终没有履行交付土地的义务。后续双方补签的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也迟迟未能落地执行。
此前那笔110万元土地款的纠纷已经通过
仲裁程序处理完毕,相关裁决已经认定对应的土地出让
合同无效,街道办需全额返还对应款项。而剩下的100万元项目押金,双方始终未能协商一致返还方案,协商期间企业就将该部分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正式转让给王某,也依法向街道办发送了
债权转让通知。多次沟通退款未果后,王某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早年的《投资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无效,要求街道办退还100万元押金,同时赔偿39万余元的利息损失。街道办在应诉过程中提出抗辩,认为案涉投资相关协议合法有效,即便最终被认定无效,也仅同意返还本金,不愿承担任何利息赔付责任。
接手案件后,王晓波律师首先梳理了全案的证据脉络,第一时间锚定了两个核心待解难点:其一,此前的
仲裁裁决针对的是后续补签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不直接覆盖案涉的《投资合同书》及《补充协议》,要直接主张两份早期协议无效,需要完整的法律逻辑闭环支撑,无法直接沿用仲裁的现有结论;其二,即便合同无效的主张得到法院支持,街道办明确提出不承担利息损失的抗辩,要让过错责任的划分更倾向于当事人,需要有充分的法理和事实依据支撑。
王晓波律师结合自身办理多起
合同纠纷案件积累的经验,很快敲定了对应的应对思路。首先是先锚定合同效力的核心法律依据,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法定出让主体只能是市、县一级人民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作为基层政府派出机关,本身完全不具备签署经营性土地出让协议的法定资质,案涉两份投资协议的核心条款本质是土地出让约定,主体不适格直接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身就应当归于无效。其次是把另案已生效的仲裁裁决作为核心关联证据提交,生效文书已经确认的同类缔约行为无效的事实,可以直接作为本案的佐证,不需要再重复举证证明同类事实,既压缩了不必要的举证成本,也能避免出现同案不同认定的矛盾。
在过错责任划分的梳理上,王晓波律师没有停留在“合同无效返还原物”的常规代理思路里,而是深入拆解了缔约过程中双方的注意义务边界:街道办本身作为行政机关,对土地管理相关的
法律法规应当具备高于普通商事主体的认知能力,明知自身不具备土地出让资质,仍然主动对外签订包含土地出让核心内容的投资协议,常年占用企业缴纳的百万资金未履约,对合同无效的结果显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债权受让方王某,本身没有专业的行政资质审核能力,不存在明显的缔约过错,即便按照公平原则划分责任,也仅应当承担极轻的次要责任。
经过完整的庭审举证、质证和辩论环节,法院最终采信了王晓波律师的全部代理思路。法院审理后认定,案涉《投资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因出让主体不适格,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确认无效;街道办因该合同取得的100万元项目押金,应当全额返还。关于双方争议最大的利息损失部分,法院采纳了王晓波律师提出的
缔约过失责任划分逻辑,认定街道办作为政府派出机关,明知自身无土地出让资格仍对外缔约,对合同无效承担90%的主要过错责任,王某仅承担10%的次要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确认案涉两份协议无效,街道办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全额返还100万元押金,同时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的90%向王某支付对应占用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八千余元也由街道办全额负担。
本案的落地结果,比当事人最初的预期还要理想,原本当事人预估最多只能拿回全额本金,王晓波律师通过对缔约过错的精准论证,帮助当事人额外争取到了绝大部分的资金占用利息,最大化填补了当事人多年来资金被占用产生的实际损失。
王晓波律师常说,“合同缔约无小事,资质核查是第一关”,不少民商事纠纷的起源,都来自缔约双方在签约前没有核验相对方的法定资质,对核心条款的法律效力缺乏预判。这类涉及土地出让、产业投资的协议,签约前一定要先核实交易主体是否具备对应的法定权限,不能仅凭对方的履约承诺就贸然支付大额款项。一旦后续出现履约纠纷,及时梳理全案事实、关联生效法律文书,清晰划分各方缔约过错责任,才能最大程度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案的处理也清晰体现,处理涉及行政主体的合同纠纷,不需要过度放大身份差异带来的顾虑,只要严格锚定法律规则梳理事实,就能推动各方责任得到公平合理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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