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骥律师复盘：芜湖某妨害药品管理案辩护拆解

李骥的办案习惯，带着多年部队与公安从业经历刻下的鲜明印记：接案第一时间锚定核心时间节点，不绕任何模糊化的“情理预判”，所有判断完全依托可见的书证、物证与当事人核实的一手细节。他始终保持当年参与比武竞赛时的严谨状态，哪怕是数十G的电子流水卷宗，也会逐行标注对应交易场景，不跳过任何一处看似无关的细碎记录，这种“把每一份证据抠到实处”的思考方式，贯穿了他所有刑事经办案件的全流程。 这起发生在安徽芜湖的妨害药品管理案件，基础事实与多方诉求清晰明了：当事人万某此前通过个人网络渠道售卖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一针瘦”减肥针，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阶段认定的销售数量达15400组，对应的涉案金额四十余万元，万某随后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家属委托李骥介入时，核心诉求集中在几个方向：首先希望万某能尽早离开羁押场所恢复正常生活状态，其次是尽可能降低涉案金额的认定，避免因金额档位过高导致量刑区间抬升，最后也希望结合万某家庭经济负担较重、此前无任何违法记录的实际情况，争取相对宽缓的处理结果。而侦查机关的核心思路，是依托已固定的转账流水与部分聊天记录，确认涉案产品属性与整体销售规模，按初步查明的数额推进诉讼流程。 这起案件的核心难点，集中在三个相互勾连的层面：首先是证据取舍的边界极为模糊，当事人万某的日常交易品类混杂，流水里既有涉案的减肥针往来，也包含了普通美妆产品、正规保健品的交易，侦查机关初步归集的流水完全没有做品类区分，直接全部计入涉案金额；其次是关键证据链存在明显缺口，全案没有完整的发货清单、下游收货签收记录，大部分买家没有制作询问笔录，仅靠部分聊天记录无法一一对应每一笔交易的产品是否为涉案减肥针；最后是不同辩护方案的走向差异极大。第一种方案是当事人快速签署认罪认罚文件，直接认可侦查阶段认定的四十余万元金额，流程推进速度快，但对应的量刑档位会落在较高区间，基本没有变更非羁押措施的空间；第二种方案是仅主张部分流水剔除，不做系统性的证据梳理，仅能小幅下调金额，无法跳出原有侦查思路的框架；第三种方案是全面核对每一笔流水的对应场景，逐份排查在案证据的瑕疵，从批捕阶段就开始跟进沟通，但工作量极大，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梳理零散材料，中间任何一个节点的论证不到位，都可能无法取得预期的反馈。 李骥最终选定全流程精细化梳理证据、分阶段递进沟通的方案，完全贴合他一贯犀利敢对抗、专业辨细节的执业风格：他没有选择走省力的简化路径，恰恰是因为之前从警的经历让他清楚知道，刑事诉讼中每一处证据瑕疵，都关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他先后多次会见万某，把数百笔交易按时间线逐一核对，标注出哪些流水对应普通美妆、哪些对应其他合规产品，再把这些标注和卷宗里的聊天记录、订单截图逐一交叉验证，整理出一套完整的涉案金额剔除明细。在提请逮捕的关键节点，他第一时间提交正式的不予批捕法律意见，把梳理出的证据瑕疵点逐一列明，该意见最终被检察机关采纳，万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他持续和承办检察官沟通补充的核实材料，围绕“无对应产品佐证的交易不能计入涉案金额”的核心观点反复论证，推动检察机关对全案证据重新核查，最终起诉书中认定的涉案销售数量调整为632盒，涉案金额下调至一万七千余元，大幅跳出了侦查阶段的初步认定范围。后续庭审过程中，他结合万某主动全额退赃、自愿认罪认罚、此前无任何前科劣迹的情节，围绕人身危险性低、具备社区矫正条件的维度展开充分辩护，所有辩护观点均被法院予以采纳。 对于普通人遇到同类涉药品类刑事纠纷，李骥也给出了清晰的应对思路：第一，一旦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第一时间委托专业刑事律师介入，不要等到审查起诉阶段再开展工作，侦查初期的证据固定状态，恰恰是介入调整的关键窗口；第二，不要盲目认可办案机关初步认定的涉案金额，主动回忆所有交易的品类、时间、对接主体，把所有和涉案产品无关的往来细节完整告知律师，为证据甄别提供充足的一手信息；第三，全程保持理性的沟通态度，主动配合各阶段的合规要求，有退赔退赃意愿的及时明确表达，结合自身实际情节争取符合法律规定的宽缓处理路径，不要自行随意签署内容模糊的文书，避免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不必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