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处置资产或参与商事投资时,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权责边界不清的纠纷,不少人因为对合同条款的核心指向理解偏差,贸然提出超出法律支撑范围的诉求,最终不仅难以维权,还可能额外承担不必要的时间成本。这类商事
合同纠纷的处理,往往需要先剥离杂糅的各类关联诉求,锚定核心法律关系本身,才能找到破局路径。
本次涉案的两名自然人
股东,合计将持有的某
教育科技
公司20%
股权作价35万元转让给受让方薛某,双方签订的
股权转让协议书对付款节奏、
股权变更触发条件、受让方权利边界都作出了明确约定:受让方支付首期款项后即可享有对应股东权利,出让方在收到80%转让款后的七个工作日内才办理股权变更递件手续,受让方后续的第三期转让款直接从公司股东分红中抵扣,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经营决策权仍由原股东行使,受让方仅享有监督建议与账目查阅的权利,协议中还设置了高额违约金条款。合同履行过程中,受让方薛某累计仅支付20万元转让款,后续款项不再继续支付,随后以未获得分红、无法查阅账目、出让方未兑现高额回报承诺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由出让方退还部分转让款、赔偿损失并支付违约金。
高超刚律师接受股权出让方及涉案公司委托后,第一时间梳理全部涉案材料,明确了案件的两个核心争议焦点:一是受让方薛某是否具备
合同解除权,其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诉求能否成立;二是若解除权不成立,其基于合同解除提出的退款、赔偿及违约金主张是否有合法依据。
办案过程中,高超刚律师围绕证据与合同文本搭建完整答辩逻辑,首先提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受让方仅支付部分款项,既不符合约定解除条件,也不满足法定解除的要件;其次,受让方提及的分红、查账相关权益,属于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治理类纠纷,即便该类权益受损,受让方也应当另行向公司主张,不能以此直接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最后,案涉合同明确约定股权变更的触发前提是出让方收到80%的股权转让款,受让方实际付款比例远未达标,股权变更条件尚未成就,出让方不存在违约行为,自然无需承担退款、赔偿违约金等相关责任。
庭审过程中,高超刚律师紧扣股权转让的核心合同目的展开论述,明确股权转让协议的核心指向是股权权属的转移,公司能否分红属于经营层面的不确定事项,案涉协议并未将“保障分红收益”设置为出让方的合同义务。同时结合已有的付款凭证,明确指出受让方的实际付款比例未达到约定的80%,出让方暂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完全符合合同约定,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针对受让方提出的各项违约主张,高超刚律师要求其明确对应出让方违反的具体合同条款,受让方始终无法完成对应举证,最终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高超刚律师同时向法庭说明,受让方主张的知情权、分红权诉求,与案涉股权转让纠纷分属不同法律关系,应当另案向公司主张,不应在本案中直接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法院经审理后全部采纳了上述答辩意见,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核心合同目的是股权权属转让,分红本身属于不确定的经营结果,不属于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案涉股权变更的约定条件尚未达成,出让方不存在违约行为,受让方针对公司经营、账目查询的相关诉求可另案主张权利。该案的
诉讼费也由原告自行承担,股权出让方无需向受让方退还任何款项,也无需承担任何赔偿或违约金责任。
股权转让的核心是权属转移,不能把经营预期收益混同为出让方的法定或约定义务。
从本案的办理过程可以提炼出这类纠纷的通用维权经验:第一,处理股权转让类纠纷时,首先要回归合同文本锚定核心合同目的,不能将超出合同约定的附随预期直接等同于合同目的落空的依据;第二,要严格区分不同的法律关系,股东知情权、分红权属于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治理纠纷,不能直接作为否定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主张
解除合同的理由;第三,商事交易的各方都应当严格恪守合同约定的履行边界,付款义务未达到约定标准时,对应的相对方先履行抗辩权应当得到尊重。高超刚律师在本案中始终坚持以证据为核心,兼顾案件实体结果与程序权利,精准把握不同法律关系的边界,为当事人守住了合同效力与股东权利的合理边界,避免当事人承担不必要的退款与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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