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琳华律师：国企财务总监两罪指控的去罪化辩护

高琳华律师是中共党员，2017年正式执业，现任北京开复律师事务所总所合伙人兼成都分所建设主要负责人，此前作为首席创始合伙人一手组建法笃律师事务所，拥有法学、土木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五大本科学位与对应学士资质，持有2024年度人社部、财政部颁发的初级会计师资格证书，具备覆盖多领域的复合知识储备。此前高琳华律师曾在公务员序列公安机关岗位、水利局从事行政执法相关工作，转型律师后在最高法、最高检及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四级公检法机关均有典型办理经验，深耕刑事辩护、婚姻家庭、行政诉讼等领域，也办理过大量疑难民商事纠纷与党政机关、国企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本次案件的当事人为市属国有企业财务部核心管理人员，案件属于当地纪委监委重点督办案件，初期监察调查阶段就固定了受贿罪、洗钱罪两项指控，移送审查起诉后关注度持续较高。高琳华律师在此阶段接受委托启动辩护工作，第一时间开展全案卷宗梳理，逐一核对全部涉案银行流水、讯问笔录、对应阶段形成的财务凭证等完整证据材料。随后多次开展当事人会见，逐环节核实每一笔涉案资金的流转全过程，确认当事人对资金性质的主观认知，厘清每一次资金处置的真实意图，避免在推定语境下误读行为性质。 本案的核心办案难点首先来自于案件的督办属性：作为当地重点推进的职务犯罪案件，监察与检察环节的核查标准严苛，初期两项罪名的证据体系已经基本成型，可调整的辩护空间十分有限，删减其中一项罪名的实操难度极大。其次当事人的国企财务总监身份，本身具备完整的财务专业能力，办案机关初期直接基于其岗位属性，推定其完全明知收受款项属于受贿赃款，后续的资金处置行为自然具备掩饰、隐瞒赃款的洗钱主观故意，针对主观要件的辩护阻力极强。再者全链条的资金交易记录全部客观留存，每一次转账、理财、消费的轨迹都可追溯，办案机关依托完整资金流形成的指控逻辑看似闭环，辩护方需要对全链条行为逐一拆解，推翻基于客观行为作出的司法推定。更关键的是如果两罪一并诉至法院，数罪并罚后的刑期将大幅拉高，当事人几乎没有适用缓刑的可能性，辩护容错空间被挤压到极低水平。 高琳华律师的辩护思路并未停留在常规的量刑协商层面，而是直接锚定洗钱罪的法定犯罪构成要件展开核心突破。辩护的核心逻辑首先严格区分了单纯收受钱款之后的日常理财处置行为，与刑法意义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洗钱行为的边界，重点论证当事人后续对资金的流转操作，不存在逃避监察机关侦查、刻意隐匿赃款流向的主观目的，仅仅是对个人持有的资金作出的普通打理行为，完全不满足洗钱罪要求的法定主观要件，直接从根源上否定该项罪名的定罪基础。 为了破除“懂财务就必然构成洗钱”的片面推定，辩护意见特别结合国企财务岗位的日常操作习惯作出说明：长期从事企业财务工作的人员，对个人自有资金作出的常规划转、理财操作，完全属于日常行为惯性，不能仅凭身份属性就直接推定存在洗钱的主观故意，应当客观还原每一步资金操作的真实目的，区分正常个人资金管理与洗钱犯罪行为的本质差异。在此之外，高琳华律师同步完整梳理了当事人具备的坦白、自愿认罪认罚、主动全额退缴赃款等全部法定、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形成完整的证据与法律逻辑体系。他没有仅依赖口头沟通传递观点，而是配套提交了逻辑完整、法条指向清晰的书面辩护意见，多次主动与承办检察官当面沟通，针对指控证据的缺陷、法律适用的偏差逐项交换观点，逐条逐项完成质证说理。 经过多轮的论证对接，检察机关最终采纳了全部辩护意见，不再对当事人作出洗钱罪的指控，仅以受贿罪单一罪名向成都某法院提起公诉。该处理结果直接消除了两罪并罚带来的刑期叠加风险，避免了当事人陷入数罪加重的量刑区间，叠加此前梳理的各项从轻情节之后，当事人已经完全具备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为后续审判阶段的量刑处理打下了核心基础。 从实务层面来看，这类督办类国企高管职务犯罪案件，辩护空间往往被多重程序要求压缩，很多辩护人选择将所有辩护重心放在庭审阶段争取从轻量刑，而本案的处理思路显示，在审查起诉阶段紧扣个罪构成要件，针对性破除司法推定的逻辑漏洞，依托专业知识补足行业行为特性的说明，完全可以在诉前环节实现去罪化的处理效果，从源头提前化解重刑风险，这一办理路径也为同类职务犯罪案件的辩护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参照。法律对每一项罪名的认定都有清晰的构成边界，即便是在督办类案件中，严格以法定要件作为判断标尺，核对每一笔证据与事实的对应性，始终是辩护工作最核心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