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售出入境证件案从有期徒刑缓刑辩护为管制六个月

涉案网络科技公司在新冠疫情期间原有业务停滞，公司负责人决定推出有偿为不符合条件人员代办APEC商务旅行卡的业务，通过将办证人员虚假挂靠至公司名下、伪造工作关系证明和社保缴纳记录，向外事部门骗领APEC商务旅行卡并收取高额费用。经查，该公司共计为34人骗领证件，收取费用63.3万元，违法所得54.48万元。
被告人杨某系该公司基层销售人员，在不知业务违法的情况下按照公司要求对外招揽客户，成功为4名办证人员办理APEC商务旅行卡，公司收取费用8.4万元，杨某个人获得提成8400元。案发后杨某被抓获到案，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均自愿认罪认罚。
公诉机关以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对杨某提起公诉，认定其系从犯、认罪认罚，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
本案涉及34份出入境证件，涉案金额超过63万元，多名被告人被认定为出售出入境证件罪“情节严重”（5份以上或30万元以上），司法机关对该类犯罪历来采取从严打击态度，整体量刑空间相对有限。
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院审理案件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公诉机关对杨某已经提出明确的有期徒刑缓刑量刑建议，辩方若要争取比该建议更轻的刑罚，需充分论证“量刑建议明显不当”，辩护举证与说服难度较大。
杨某系被抓获到案，不具备自首情节；其从犯、认罪认罚两项法定从宽情节，公诉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已经予以考量，想要进一步突破量刑建议幅度，只能从主观恶性、违法性认识、社会危害性等酌定情节切入。
本案共有12名被告人，涵盖公司决策层、管理层、行政财务人员、基层销售人员等不同层级，法院需在各层级之间作出罪责刑相适应的区分，辩护过程中需要明确杨某的行为边界，避免其被归入责任较重的量刑档位。
辩护中明确提出，杨某仅负责对外招揽客户、收集办证资料，后续伪造工作证明、社保记录、对接外事部门申办证件等核心环节均由公司管理层主导完成，其在整个犯罪链条中处于最末端，所起作用极小，属于典型从犯，应当与公司决策者、管理层作出明确的量刑区分。
结合涉案公司曾获外事部门上门指导的客观背景，论证杨某作为基层销售人员，长期误认为所从事的是公司合法业务，客观上难以意识到自身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主观恶性极低，人身危险性显著低于核心涉案人员。
庭审中明确援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对于依法可不监禁的，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的司法精神，结合杨某仅涉及4份证件、提成金额仅8400元的实际情节，充分论证公诉机关提出的有期徒刑缓刑量刑建议明显过重，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将杨某家中有两名年幼小孩需要抚养的家庭实际情况作为酌定情节提出，兼顾法理与情理，为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合理的从宽参考。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诉机关对包括杨某在内的一般业务人员提出的量刑建议“明显过重，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不予采纳。法院同时认定：杨某系从犯，所起作用较小；主观恶性较小，违法性认识较低；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涉及办证人数为4人，犯罪情节相对较轻。
最终判决：被告人杨某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判处管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判决未采纳公诉机关原有的有期徒刑缓刑量刑建议，实现了量刑幅度的大幅下调。
普通员工在企业就职过程中，不能仅以“听从公司安排”作为行为免责依据，对于缺乏明确资质、收费明显异常的代办类业务，应当主动核验业务合规性，避免因长期处于违法产业链末端而承担刑事责任。
即便已经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辩护律师仍可结合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主观恶性、实际危害后果提出独立辩护意见，在量刑建议明显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时，可依法请求法院依法调整裁判尺度。
针对涉企共同犯罪案件，需明确公司决策层、管理层、基层执行人员的行为边界，结合实际参与程度、获利情况区分责任大小，防止基层从业人员被不当归入责任较重的量刑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