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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诈从犯获减轻处罚案：罪轻辩护路径解析一、案情详情被告人甲是一名男性，原本在境外C地从事理发工作。在此期间，他结识并与乙交往。从2017年到2020年，甲为了能和乙共同生活，以及办理结婚登记、子女落户等事项，多次从C地偷渡进入D省，之后又偷渡出境，而乙则凭借边民证正常出入境。到了2023年2月至11月期间，甲被诱骗至C地的“白鹤公馆”电诈园区，进而参与到境外电信诈骗犯罪团伙之中。在团伙里，甲听从他人的安排，通过冒充某金融公司工作人员，声称可为被害人发放贷款，然后以填错银行卡号需交保证金、充会员费、刷流水、验资等手段实施诈骗，涉案金额达到201,999元。值得注意的是，甲因行政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时，主动交代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偷越国（边）境犯罪事实，随后又如实供述了诈骗罪行。二、判决结果呈现最终，甲被判定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三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5年11月7日起至2027年10月6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缴纳。三、案件面临的重重难点（一）跨境犯罪取证艰难犯罪行为发生在境外电诈园区，电子证据极易灭失，而且被害人分散，要逐一核实非常困难。甲虽然声称是被诱骗参与，但“被胁迫”这一情节很难举证，导致在认定其主观恶性方面存在较大争议。（二）罪名竞合与数罪并罚的复杂状况偷越国境行为持续时间长（2017-2020年）、次数多，对于是否构成“情节严重”存在一定的认定空间。同时，两罪之间是否存在牵连关系，能否择一重罪处罚也存在辩护的空间。（三）电信诈骗量刑基数颇高涉案金额接近20万元，已经达到了“数额巨大”的标准（3万-50万元），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并且境外电诈属于从严打击对象，从轻处罚的空间受到很大限制。（四）自首情节认定存在争议偷越国境罪构成自首没有争议，但诈骗罪是否构成自首存在认定难度。因为甲是在行政拘留期间交代的，而且与已掌握的行政违法属于不同种罪行。四、杜丽娜律师的巧妙办案思路（一）罪名层面：精准区分主从犯角色重点论证甲在电诈团伙中仅仅起到次要作用，是受他人安排、指挥来实施诈骗行为的。通过收集证据证明甲并非组织、策划者，获利较少，也没有直接制定诈骗话术或者管理团伙，成功争取到了“从犯”的认定，为减轻处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量刑层面：充分利用自首、坦白情节针对偷越国境罪，强调甲在行政拘留期间主动交代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该罪行，符合“特殊自首”的构成要件。针对诈骗罪，论证其如实供述行为构成坦白，虽然不是自首，但体现了悔罪态度。两罪甲均认罪认罚，以此争取从宽处理。（三）数额层面：严谨审查涉案金额对指控的201,999元逐一进行核实，剔除那些并非甲参与的诈骗金额。论证甲参与的时间短（2023年2-11月）、层级低，对部分诈骗行为并不知情。（四）情理层面：深入挖掘从宽处罚情节强调甲偷渡入境的初衷是办理结婚登记和子女落户，主观恶性较小。提交家庭情况证明，表明甲是家庭经济支柱，子女年幼需要抚养。同时证明甲是被诱骗至电诈园区，人身自由受限，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五、律师点评本案是一起极具典型性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关联案件，充分体现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境外电诈“从严打击”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平衡。它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让我们看到了在复杂的跨境电诈案件中，如何通过精准的辩护策略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彰显了司法公正的原则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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