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张浩律师代理术后并发症医疗纠纷成功帮当事人实现合理维权

不少民众遭遇医疗纠纷时，常陷入举证难、鉴定过程复杂、维权周期长的困境，既担心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却得不到合理结果，又怕高额的诉讼成本反过来加重自身负担，不少人甚至因此选择不了了之，本该被填补的损失迟迟得不到弥补。 本案的委托人是一位膀胱肿瘤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患者，就医过程中本就承受了巨大的身体痛苦，后续维权阶段更是因医学专业壁垒，始终找不到明确的维权切入点。这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核心争议点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医院术后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该过错和患者后续出现的多类并发症、伤残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是司法鉴定给出的过错参与度、伤残等级评定、三期评定结果是否合法合理，能否作为定案的直接依据；三是各类赔偿项目的核算范围、适用标准是否合规，金额主张能否得到法院支持。 张浩作为本案患方的代理律师，首先从堆积的整套诊疗病历入手，逐页核对手术记录、术后护理记录、长期临时医嘱、后续复诊的所有单据，最终精准挖掘出两处容易被忽略的隐蔽过错：一是患者术后全程几乎没有规范的膀胱冲洗记录，仅在出院十余天后有零星冲洗相关医嘱，冲洗量不足根本无法清除新膀胱产生的粘液，直接阻碍了吻合口愈合，成为瘘管形成的关键诱因；二是患者出院后多次返回医院复诊时，多次反馈发热、身体不适的症状，但接诊医护始终未安排超声、CT等针对性检查，没有及时发现腹痛发热背后隐藏的瘘管、积液问题，直接延误了最佳干预时机，导致感染持续扩散，最终发展为脓毒血症等严重后果。 司法鉴定阶段，张浩全程跟进参与鉴定听证环节，提前整理好完整的病历资料、诊疗记录、患者的复诊沟通记录，清晰梳理出患者术后症状出现的时间线和医方未规范处置的时间节点，清晰论证了医方过错和后续损害后果之间的直接关联，推动鉴定机构最终给出明确结论：医方的两处关键诊疗过错属于可控的人为失误，和患者后续出现的膀胱瘘、肠瘘、脓毒血症等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评定为45%至55%，患者最终构成两处七级伤残，同时明确了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的具体时长。 进入庭审环节，针对医院提出的“手术本身难度极高，术后出现并发症属于正常医疗风险”的抗辩，张浩以司法鉴定意见为核心依据，逐一对应病历中的记录细节，论证了案涉损害后果并非不可预见、不可避免的手术固有风险，只要医方严格落实术后冲洗规范、及时安排针对性复诊检查，完全可以避免或大幅减轻损害程度，该观点最终被审理法院全部采纳。在赔偿金额核算环节，张浩逐一核对所有医疗票据，精准区分了患者治疗自身基础膀胱癌的费用，以及后续因医方过错产生的后续治疗费用，剔除了无关的费用条目。针对医院提出的患者已达退休年龄不应赔付误工费的抗辩，张浩提交了患者的劳务合同、实际务工的收入证明，形成完整证据链，最终法院支持了对应的误工费主张。针对患者终身造口、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的情况，结合两处七级伤残的评定结果，合理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也得到了法院的酌定支持。 张浩代理的这起案件最终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医院承担50%的同等赔偿责任，赔偿各类损失合计276471.9元，该金额超出了患者此前的预期，有效弥补了患者已经产生的身体、精神及经济损失，后续如需产生相关手术、治疗费用，患者仍可另行主张权利，诉讼费用也由医患双方各负担一半，没有给当事人造成过重的维权成本。判决作出后，医院未提出上诉，目前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张浩提到，医疗纠纷的核心破局点，从来都不是空泛的主张权益，而是从海量的诊疗细节里找到真正的责任落点。这起案件也给普通民众的医疗维权提供了可参考的思路：遇到复杂术后并发症的医疗纠纷时，无需先被“医疗风险不可控”的说法劝退，重点可以从术后护理是否规范、复诊检查是否到位、异常症状处置是否及时这几个核心环节入手，从病历、医嘱、护理记录中梳理出“未做、漏做、延误”的相关痕迹，用完整的证据闭环支撑自身诉求，推动维权过程走向规范化的轨道。 泰和泰（武汉）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地址位于武汉市硚口区京汉大道688号武汉恒隆广场办公楼5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