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盗窃”案：律师无罪辩护虽未采纳，仍体现多元价值

2026年3月，姚某某拿取孟某某手机被指控盗窃，其签认罪认罚具结书。曹焕有律师作无罪辩护，认为应属民事纠纷。法院认定盗窃罪成立，但因姚初犯、认罪认罚等适用缓刑。此案例凸显刑辩价值，也给普通人提供防刑事风险建议。
2026年3月的一个下午，大同市某广场二楼一家热闹非凡、人来人往的店铺里，一场由一次平常行为引发的刑事案件正悄然拉开帷幕。被告人姚某某，身为某某控股集团某煤矿的工作人员，在货架前挑选商品时，顺手拿走了被害人孟某某放在货架上的一部iPhone16ProMax手机。
随后，公诉机关指控姚某某的行为是“趁人不备，秘密窃取”。经价格认定，这部手机价值人民币6300元，已达到山西省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山西省标准为2000元以上）。姚某某到案后，在侦查阶段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同意公诉机关提出的“有期徒刑六个月，罚金二千元，可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曹焕有律师接手此案后，立刻展开了严谨细致的核查工作。在主观层面，曹律师认为姚某某存在“认识错误”，他错把手机当成了他人遗忘物或无人认领物，所以并不具备盗窃的故意。从客观情况来讲，拿取手机的行为发生在有监控覆盖的公开营业场所，这并不符合“秘密窃取”的特征。并且，姚某某事后是有归还意愿的，曹律师觉得双方的争执应属于民事纠纷，不该上升为刑事犯罪。同时，曹律师还发现价格认定结论书在程序上存在违法问题，认为该结论书不能作为定罪依据。
但法庭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曹律师的辩护意见形成了鲜明反差。被害人发现手机丢失后马上拨打电话，姚某某拒绝归还。公安机关介入后再次拨打丢失手机，姚某某依旧不归还，还主动将手机关机。最后，公安机关在姚某某家中将其传唤到案，并从他那里追回了手机。这一系列行为，成了法院认定姚某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关键事实依据。
这起案件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法律知识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辩护人的权利。根据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50条规定，被告人认罪认罚，并不影响辩护人作无罪辩护。只要被告人本人仍认罪认罚，法院在未采纳无罪意见的情况下，仍可继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本案中，姚某某始终认罪认罚，而曹焕有律师在庭审中独立行使辩护权，提出无罪辩护意见，正是依据这一法律规定。这种策略既履行了辩护职责，又为当事人保留了“认罪认罚”的量刑红利，体现了律师对法律规定的精准运用和对当事人权益的专业维护。同时，在盗窃罪的认定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关键。像本案中姚某某拒绝归还手机并关机的行为，就成为了法院判断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据。
2026年6月，大同市某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盗窃罪成立，判处姚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附加刑为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缴纳），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法院的裁判逻辑是，监控视频、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证实了“趁人不备、快速离开、拒绝归还、关机”等行为链条，这些事实足以推定姚某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虽然辩护人提出了“主观认识错误”“无秘密窃取”等意见，但与在案证据矛盾，所以不予采纳。不过，鉴于姚某某是初犯，且认罪认罚、全额退赔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法院决定对他从宽处罚并适用缓刑。
从结果来看，曹律师的无罪辩护意见未被采纳，被告人最终被定罪。但这并不意味着辩护失败，反而体现了刑事辩护的多元价值。首先，在“认罪认罚”框架下，曹律师为被告人保留了“无罪抗辩”空间，既没让被告人失去认罪认罚从宽待遇，还为上诉或申诉预留了法律空间，这种“程序性防御”是对当事人权益的深度维护。其次，曹律师精准捕捉到“归还意愿”与“拒绝归还”的事实分界线，尽管法院通过姚某某的客观行为否定了“认识错误”的可能性，但这一争议焦点的揭示，提醒公众事后是否主动归还、是否配合失主，是区分“误拿”与“盗窃”的关键。最后，曹律师对价格鉴定程序提出质疑，虽未动摇法院的判决，但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程序问题，是合法行使质证权的体现。
对于普通人来说，从这起案件能得到一些实用建议。在生活中，“捡”与“偷”的分界线，不在于“拿”的那一刻，而在于“还”的那一念。如果不小心误拿了他人物品，一定要第一时间主动归还或交至服务台，这样能从根本上避免刑事风险。同时，要明白认罪认罚并不等于放弃辩护权，被告人有权认罪认罚争取从宽，而辩护人也可以独立就事实、证据、程序提出异议，这是法律赋予的双重保障，但需要由专业律师审慎操作。另外，赔偿谅解虽然是量刑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免罪金牌”，若行为本身已构成犯罪，赔偿只能减轻刑罚，不能逆转有罪认定。
曹焕有律师毕业于山西大学，是山西云冈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刑辩律师。执业6年来，他一直深耕刑事领域，处理了近百起刑事案件。他深知普通人打官司的焦虑与不易，始终从委托人的利益出发，以案件真相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