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河道生态治理工程多层分包后,实际施工人之间因无书面结算凭证引发工程款争议,一审判令分包人支付95万余元剩余工程款,分包人不服
委托律师代理上诉,最终成功核减24万余元应付债务。
2018年,当地某管理
公司将辖区内一处河道生态治理工程发包给某建设公司,该建设公司随后将部分工程分包给闫某。2018年9月,闫某又将项目内部分箱涵、石笼作业交由雷某组织施工,至2020年夏季案涉施工内容全部完工。施工全程闫某与雷某未签订书面分包合同,完工后双方也未共同开展正式工程决算。后续双方就剩余工程款金额产生分歧,雷某将闫某、案涉工程总包方及发包主体一同诉至
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案涉项目总工程款为213万余元,扣除已支付的117万余元,判决闫某向雷某支付剩余工程款95万余元。闫某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已付款金额存在异议,认为多笔已实际支付的款项未被计入抵扣范围,遂委托赵莹晓律师代理二审程序,提起上诉。
本案进入二审程序后,核心卡点集中在已付工程款的事实认定上。一方面,双方没有书面合同和正式决算文件,款项往来多通过私人账户、微信转账等非规范方式完成,一审庭审中部分转账凭证未完整提交,导致已付款核算出现遗漏。另一方面,雷某与案外人张某甲当庭一致主张,张某甲亲属账户向雷某转账的24万元属于二人之间的
民间借贷,与案涉工程款无关,同时闫某主张的一笔5000元微信付款,在一审中也未提交对应完整记录,未被法院纳入已付款范畴。双方不存在任何书面借款协议的前提下,要推翻二人共同作出的民间借贷陈述,直接将该笔转账认定为工程款,需要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链,难度较大。
接受委托后,赵莹晓律师第一时间梳理了闫某留存的全部资料,包括零散的银行流水截图、未分类的微信聊天记录、零散的付款备注便签,逐笔比对所有款项往来的时间节点、金额备注及沟通上下文。赵莹晓律师发现,雷某此前曾主动向闫某发送过一份自行整理的微信对账单,对账单里的分项记录恰好对应案涉24万元转账的金额与支付时间节点,该份由雷某自行出具的材料,直接可以印证该笔款项的性质属于工程款结算范畴,而非民间借贷。随后赵莹晓律师指导委托人补充调取了该笔5000元微信转账的完整交易凭证,以及对应付款前后双方关于工程进度款拨付的聊天记录,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提交给二审法院。庭审过程中,赵莹晓律师围绕该份微信对账单的出具主体、内容指向性逐一质证,结合全案款项支付的惯例,对民间借贷的主张逐一提出合理质疑,清晰呈现出雷某与案外人的陈述与在案客观证据存在明显矛盾。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虽现有证据不足以直接认定闫某与张某甲存在合伙关系,但根据雷某自行出具的微信对账单及二审查明的款项往来细节,张某甲亲属转账的24万元应当计入闫某的已付工程款范畴,同时该笔5000元微信转账的指向性足以认定为案涉工程付款,应当一并纳入抵扣范围。据此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闫某仅需向雷某支付剩余工程款71万余元,赵莹晓律师提出的全部代理意见均被法院采纳,不仅为委托人直接核减了24万余元的应付债务,同时结合改判后的金额占比,重新调整了各方
诉讼费用的承担比例,进一步降低了委托人的诉讼成本。
“商事交易里的口头约定,不能成为事实认定的模糊地带,每一笔流转的资金都有对应的事实脉络,把细碎的证据锚定拼接,就能还原出最接近客观的真实情况。”这是赵莹晓律师在办案中始终践行的准则。
从本案也可以看出,
建设工程领域的多层分包场景中,大量实际施工主体往往碍于熟人情面不签订书面合同,完工后也不及时办理共同签字确认的正式决算,一旦后续产生款项争议,很容易出现款项性质认定混淆、已付款项漏算的问题。在此也提示相关从业者,在开展工程分包作业时,务必签订书面分包合同明确结算规则,每一笔工程款的支付都要留存完整的转账凭证,同时定期开展阶段性对账,由双方签字确认,避免后续出现不必要的事实争议,减少自身合法权益受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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