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电诈园区从犯甲的判决：偷越国境与诈骗并罚

跨境电诈从犯获减轻处罚案：罪轻辩护路径解析
一、案情详情
被告人甲原本在境外C地从事理发工作，在此期间结识了乙。从2017年到2020年，甲为了能与乙共同生活以及办理结婚登记、子女落户等事宜，多次偷偷从C地偷渡进入D省，之后又偷渡出境，而乙则凭借边民证正常出入境。
2023年2月至11月期间，甲被诱骗到C地的“白鹤公馆”电诈园区，参与了境外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在团伙里，甲听从他人安排，冒充某金融公司工作人员，谎称可为被害人发放贷款，然后以填错银行卡号需交保证金、充会员费、刷流水、验资等手段实施诈骗，涉案金额达201,999元。
甲在因行政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时，主动交代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偷越国（边）境犯罪事实，随后又如实供述了诈骗罪行。
二、判决结果
最终，甲犯偷越国(边)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三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5年11月7日起至2027年10月6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缴纳。
三、案件棘手之处
（一）跨境犯罪取证难题
犯罪行为发生在境外电诈园区，电子证据很容易灭失，而且被害人分散，难以逐个核实情况。甲虽说是被诱骗参与的，但“被胁迫”这一情节很难举证，对于其主观恶性的认定存在争议。
（二）罪名竞合与数罪并罚的复杂状况
偷越国境行为持续时间长（2017-2020年）、次数多，对于是否构成“情节严重”存在认定空间。两罪之间是否存在牵连关系，能否择一重罪处罚也存在辩护空间。
（三）电信诈骗量刑基数高
涉案金额将近20万元，已经达到“数额巨大”标准（3万-50万元），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境外电诈属于从严打击对象，从轻处罚的空间有限。
（四）自首情节的认定分歧
偷越国境罪构成自首没有争议，但诈骗罪是否构成自首存在认定难度（甲是在行政拘留期间交代的，且与已掌握的行政违法属于不同种罪行）。
四、杜丽娜律师的巧妙办案思路
（一）罪名层面：精准区分主从犯
重点论证甲在电诈团伙中只是起次要作用，是受他人安排、指挥实施诈骗行为的。收集证据表明甲不是组织、策划者，获利较少，也没有直接制定诈骗话术或管理团伙。最终成功争取到“从犯”认定，为减轻处罚打下了基础。
（二）量刑层面：充分利用自首、坦白情节
对于偷越国境罪，强调甲在行政拘留期间主动交代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该罪行，符合“特殊自首”构成要件。针对诈骗罪，论证其如实供述行为构成坦白，虽不是自首但体现了悔罪态度。两罪甲均认罪认罚，以此争取从宽处理。
（三）数额层面：严格审查涉案金额
对指控的201,999元逐一核实，剔除那些不是甲参与的诈骗金额。论证甲参与时间短（2023年2-11月）、层级低，对部分诈骗行为并不知情。
（四）情理层面：挖掘从宽处罚情节
强调甲偷渡入境主要是为了办理结婚登记和子女落户，主观恶性较小。提交家庭情况证明，表明甲是家庭经济支柱，子女年幼需要抚养。证明甲是被诱骗到电诈园区的，人身自由受限，具有一定被动性。
五、专业律师风采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关联案件，充分展现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对境外电诈“从严打击”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平衡。
杜丽娜律师，女，汉族，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2013年考取法律职业资格证，自2016年执业至今。她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还担任东营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听证员、东营市法律援助志愿者、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信访听证员。毕业后一直从事法律工作，担任多家企业、政府法律顾问，广泛接触各类民商事、行政诉讼、劳动争议类纠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她以青年律师特有的热情、执着、创新、进取精神，为客户最大限度地规避法律风险，挽回损失并获取利益，在本案中展现出了卓越的专业能力和辩护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