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属地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获百万余元赔偿

这是一起患者因诊疗延误死亡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患者因呕吐、腹痛、发热症状两次前往属地医院就诊，院方两次均按肠胃炎、胃肠型感冒施治，患者回家后突发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明确死因为病毒性心肌炎致急性心功能障碍。家属初始自行维权多次协商无果，委托代理时已距事故发生近半年，手中仅存部分缴费凭证、零星就诊对话记录和尸检报告，既无完整诊疗病历，也没有任何能直接证明医院诊疗过错的初步证据，此前咨询的多位业内人士均告知医疗损害案件高度依赖司法鉴定，该案没有完整病历支撑，大概率连鉴定程序都无法启动。 本案的常规维权路径本是先通过司法鉴定明确诊疗过错、过错和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比例，再据此主张赔偿，但三个核心难点直接堵死了常规思路： 第一是过错事实无直接证据支撑。家属全程没拿到完整病历，院方此前口头给出的诊疗解释完全和尸检结论相悖，常规思路下如果直接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缺少核心病历材料的情况下，鉴定机构大概率会直接不予受理，根本走不通过错鉴定的流程。 第二是诊疗资质的隐蔽性极强。两次接诊的医护人员信息没有任何纸面留存，家属就诊时根本没有核实执业资质的意识，常规思路下很难调取到医院内部的医护排班、执业资质备案材料，很难直接指向诊疗行为的违法性。 第三是举证责任完全偏向患者方。医疗损害案件常规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告需要自行证明医院存在过错、过错和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常规思路下如果拿不出司法鉴定意见，原告方的主张几乎没有被法院支持的可能性。 黄文基律师没有走常规医疗纠纷先申请鉴定的老路，针对三个难点制定了完全错位的诉讼策略： 针对缺少病历核心证据的难点，没有直接向院方索要完整病历，反而先从患者留存的就诊细节倒推病历漏洞，专门锁定“就诊时院方未当场书写病历、后续拿出的补记病历和尸检记录中患者体征完全矛盾、证据保全时拒不提交原始电子病历系统留存记录”三个明确的违规点，直接锚定病历本身不真实、不完整的属性，绕开“等鉴定找过错”的惯性路径。 针对接诊人员资质难以核实的难点，没有泛泛申请法院调取所有医护资质，而是精准对应两次就诊的接诊时间，向卫生行政部门调取同期该院在岗医师的执业备案信息，直接核实到首诊医师仅为执业助理医师、属于单独违规执业，其余部分参与接诊的人员无合法医护执业资质，直接找到诊疗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实锤，没有在无关的诊疗规范争议上耗费精力。 针对举证责任分配的难点，在明确前述两项违法事实后，直接放弃提交医疗损害鉴定申请，依据民法典中推定医疗机构过错的法定条款，主张本案完全符合“违反诊疗规范、病历不真实不完整”的推定过错情形，原告无需再额外举证过错和因果关系，直接把举证责任转移到院方，要求院方自行举证自身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且和患者死亡结果无因果关系，完全跳出了原告必须提交鉴定意见的举证桎梏。 庭审过程中，黄文基律师提交了卫健部门出具的执业资质核查反馈、补记病历和尸检报告的体征对比表、证据保全时院方无法出示原始电子病历的全程记录，完整证明了两项核心违法事实，当庭明确拒绝在瑕疵病历基础上启动司法鉴定。 法院经审理后全部采纳原告方的代理意见，直接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推定医院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认定医院无法举证自身行为无过错，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终判决医院向患者家属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百万余元，案件诉讼费及保全费绝大部分由医院承担。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赔偿款已全额履行到位。 这起案件的核心启示，是办理侵权类纠纷时不需要被“必须靠鉴定定责”的固有思维绑架，当核心证据本身存在严重违法瑕疵时，完全可以通过规则适用直接跳过事实认定的中间环节，用程序规则锁定最终责任。 作为广东瀛于正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黄文基律师深耕河源本地法律服务市场近十年，2017年正式执业至今累计承办各类诉讼与非诉案件超1000宗。他的核心业务覆盖刑事辩护、婚姻家事、劳动工伤、民商事纠纷四大板块，刑事领域专注帮信罪、掩隐罪、诈骗罪等网络、经济犯罪的全流程辩护，民商事领域深耕婚约财产纠纷、劳动索赔、货款追讨、人身损害等本地高频民生场景，始终坚持“没有大案小案之分，接受委托就必须全力以赴”的执业理念，无论案件标的大小均以同等专业度推进，为河源本地个人与企业客户提供透明、务实的法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