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程林律师是医疗纠纷领域的资深律师,执业超22年,现任律所负责人。他有医学与法律双背景,曾是临床医生,熟悉医疗规范。接手家属委托后,面对棘手案件,他和团队抽丝剥茧找院方过错,鉴定博弈时从容应对,保障家属合法权益。最终
法院采纳其观点,为家属讨回公道,他未来会继续守护患者权益。
合肥程林律师办复杂案例:锁定院方过错,助家属获36万余元赔偿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医疗纠纷领域,有这样一位资深律师默默守护着患者的权益——合肥程林律师。他目前执业于一家
律师事务所,担任该所负责人,已有22年以上的律师执业经验。
程林律师有着独特的经历。他先后毕业于
安徽中医学院和安徽大学法学院,拥有医学与法律双重
教育背景。他曾是一名临床医生,有十年临床经验,在某军队医院心血管科工作过,熟悉多个科室的医疗规范,各学科理论知识也很扎实。后来转型做律师,自1999年取得律师从业资格后,一直从事律师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还是安徽省律师协会三届医疗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领衔创立了医疗
律师网,带着专业团队帮客户解决法律问题。
悲剧降临,家属维权遇困境
有这样一个揪心的案例。一位患者多年来饱受颅内脊索瘤折磨,这是一种罕见的低度恶性肿瘤,侵袭性强、复发率高、根治难度大。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患者辗转多家知名医院,多次接受开颅手术、伽马刀放疗等治疗,反复的治疗让他身体基础状况变得极差。时隔一年半,肿瘤再次复发,患者为求进一步治疗,入住当地大型综合医院,院方评估后为他实施了肿瘤切除手术。
手术完成初期,患者状态还算平稳。然而,术后次日就出现嗜睡、肢体活动受阻等异常症状,检查发现新发脑梗死。一天之内,病情急剧恶化,瞳孔反射异常、脑梗死范围扩大、颅内压急剧升高,生命体征逐渐紊乱。尽管院方紧急实施去骨瓣减压手术,但患者已丧失自主呼吸,只能靠药物勉强维持血压。家属见病情危重,无奈办理出院,患者当天就离世了。
痛失至亲的家属反复核对诊疗过程,觉得院方在诊疗中有很多重大过错。比如术前未完善血管造影等专项检查,也没邀请放疗科开展多学科会诊,对手术风险评估不足;手术操作记录简略,没体现对重要血管、神经的保护措施;患者多次出现危险信号后,院方处置拖沓,没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救治手段,错失最佳治疗时机。但双方就责任划分无法达成一致,家属最后委托了程林律师,想通过诉讼维权。
抽丝剥茧,律师精准锁定过错
程林律师接手案件后,深知这案子不好办。患者病史近二十年,诊疗记录涉及多家医院,大量的病历、影像报告、手术文书,医学专业门槛高。而且院方当庭抗辩,说患者所患肿瘤本身预后差、复发率高,多次手术和放疗有并发症隐患,患者离世是疾病自然转归,院方诊疗符合规范,没有过错。同时,医疗纠纷案件的医疗过错、因果关系、责任参与度都要靠
司法鉴定和医学规范证明,办案难度远超普通民事案件。
但程林律师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耐心,不放过任何一份材料,逐字逐句研读了数十年来的全部诊疗档案,对照神经外科诊疗规范、医疗核心制度,复盘了术前评估、手术实施、术后监护、应急抢救每个环节。结合影像报告和患者术后病情发展时间线,他精准找到了院方三大核心过错:术前评估不充分,没排查肿瘤与周边血管组织的关联,未综合评估替代治疗方案,手术指征把握不严谨;术中操作留痕缺失,没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术后面对脑梗、脑疝症状,应急救治处置消极,加速了病情恶化。
激烈博弈,律师力保公平正义
为了固定关键证据,案件启动了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程序。这是双方博弈的关键。程林律师结合事实、医学文献及诊疗指南,写了逻辑缜密的鉴定意见陈述书,清晰阐述院方诊疗瑕疵和违规行为,论证了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结果的直接因果关系。面对院方“肿瘤难治、并发症不可预见”的辩解,他精准区分疾病固有风险和人为诊疗过错,观点得到司法鉴定机构认可。最终鉴定结论明确院方诊疗有过错,与患者死亡有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介于轻微至次要责任之间。
可鉴定意见出来后,院方仍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庭审现场,程林律师从容应对,依照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驳斥对方异议,阐明本案不满足重新鉴定条件,守住了核心证据。同时,他精准核算各项赔偿款项,每一笔诉求都有法律和事实支撑,保障了家属的合法权益。
经过诉前调解、立案审理、司法鉴定、多轮庭审质证等完整诉讼流程,法院采纳了程林律师的代理观点。认定医院在诊疗中有过错,结合患者自身病情、医疗风险和过错参与度,判令医院承担30%的赔偿责任,合计赔付368393元,案件鉴定费、
诉讼费也按责任比例分摊。
这起复杂的医疗损害纠纷案画上了句号,程林律师凭借专业的能力和认真的态度,为受害家属讨回了公道。在医疗纠纷这个连接生命、医学与法律的领域,他用专业力量跨越双重壁垒,让法律的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相信在未来,他会继续守护更多患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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