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伤害致死案 量刑建议从十年以上调至四年

这起共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中，两名被告人聚餐饮酒时因言语琐事与被害人发生冲突，共同对被害人头面部、胸背部实施殴打。被害人送医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明确被害人自身患有冠心病，外伤、情绪激动、饮酒共同诱发冠心病急性发作，外力殴打仅造成被害人轻伤二级损伤。公诉机关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结合死亡加重后果给出十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且未区分两名被告人的主次作用，加之同案被告人存在前科，案件整体存在从重处罚倾向，当事人作为国企在岗职工，无前科劣迹，一旦被判处十年以上实刑，将直接失去工作，家庭生活也将陷入困境。 作为河北宇川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衡水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的耿浩南律师接受委托后，没有直接按常规暴力伤害案件思路开展辩护，而是第一时间搭建分层辩护体系，从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就提前锚定核心突破方向。 耿浩南律师首先逐帧比对监控录像，逐一核对全部证人证言、两名被告人的供述笔录，将冲突完整过程拆解到分钟级：冲突由被害人辱骂引发，同案有前科的被告人率先动手，本案当事人仅短时间、低力度参与冲突，法医鉴定显示的鼻骨骨折等主要外伤损伤，全部由先动手的同案被告人击打造成。结合当事人未主动挑起矛盾、暴力程度、参与时长、打击部位均显著弱于同案人员的细节，完整锁定当事人属于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事实依据，为后续从犯认定筑牢证据基础。 针对法医鉴定结论里“被害人自身冠心病为死亡根本原因，殴打仅为诱因”的细节，耿浩南律师没有停留在常规因果关系抗辩层面，而是撰写专项法律意见提交公诉机关，清晰阐述因果关系分层逻辑：当事人作为普通人员，客观上不可能预见被害人存在严重隐性心脏病，死亡结果是被害人自身体质、外力殴打、饮酒、情绪激动多重因素叠加的产物，当事人的主观恶性相较于直接故意伤害健康人致死的情形显著降低，以此为依据请求公诉机关下调量刑建议。 考虑到涉亡类刑事案件被害人家属情绪普遍激烈，家属自行沟通调解极易激化矛盾导致谈判破裂，耿浩南律师全程主导民事赔偿协调工作，多次居中对接被害人家属，在当事人家庭赔付能力与被害方合理诉求之间寻找平衡点，协助家属筹措赔偿款项，最终足额完成赔付，取得完整书面刑事谅解书，为后续庭审从轻量刑夯实关键酌定情节。与此同时，耿浩南律师同步归集当事人无犯罪记录证明、国企在职证明、案发后未逃离现场在原地等待民警处置的到案经过材料，检索本地及省内同类“特殊体质被害人、多人共同伤害致死”的生效判例，形成完整的量刑参考材料包。 进入庭审阶段后，耿浩南律师围绕定罪、主从犯认定、责任比例划分、量刑四个维度递进开展辩护：首先结合全部视听资料、言词证据的细节差异，对比两名被告人的行为边界，明确论证当事人在冲突中仅起次要作用，依据刑法第二十七条属于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直接突破公诉机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起点限制；其次当庭释明刑法上的“多因一果”裁判规则，指出被害人死亡的根源是自身冠心病发作，殴打行为只是外部诱因之一，当事人不具备致人死亡的主观故意，仅需对轻伤二级的后果承担主要责任，对死亡后果仅承担次要责任，请求法庭降低当事人的责任划分比例；随后当庭提交赔偿收据、谅解书、无犯罪记录证明、单位在职证明以及同类生效判例，叠加主张当事人具备赔偿谅解、无前科、主观恶性低、冲突事出有因等多重从轻情节；针对公诉方提出的“二人共同殴打应当同等追责”的指控意见，他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共同犯罪相关裁判规则提出，共同参与行为不等于同等作用，不能仅以存在共同动手行为就一概认定为均为主犯，需要结合冲突发起、暴力强度、损害结果关联度等细节区分作用大小，打消了法庭“不分主次统一重判”的裁判倾向。 法院最终作出差异化判决，采纳了辩护方提出的主从犯划分意见，认定本案当事人为从犯并依法减轻处罚，未采纳公诉机关十年至十三年的量刑建议，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四年有期徒刑。这一案件的办理逻辑清晰呈现了同类案件的辩护边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法定十年起点刑期并非不可突破，在现有定罪证据完整的前提下，通过拆分共同犯罪行为细节锚定从犯法定减轻情节、精准拆解多因一果因果关系降低责任比例、叠加全量法定与酌定从宽情节，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为当事人争取合理量刑的可行路径，所有辩护观点均需锚定卷宗证据细节与本地类案裁判尺度，不存在超越法律规则的操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