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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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在面对涉刑案件时，最先产生的顾虑往往是：法律流程繁杂、证据认定门槛高，自己明明有可以从轻处理的情节，却不知道怎么清晰传递给办案机关，最后错过争取合法权益的时机。这种顾虑并非多虑，很多当事人家属刚接触案件时，对着厚厚几摞案卷无从下手，甚至不知道哪些事实属于法定从轻的范畴。这起案件的当事人郑某甲，原系多家国有关联公司的总经理。2016年上半年，其任职的公司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为帮助未入库的某劳务公司规避招投标程序，郑某甲与房地产公司实际控制人商议，直接指定该劳务公司为分包方，还授意抬高劳务单价套取国有资金。经鉴定，该行为造成任职公司直接损失607万余元。此外在2015年10月至2020年9月期间，郑某甲利用职务便利，在劳务分包、工程款拨付等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多人财物共计124万余元。案发后郑某甲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了滥用职权的事实，还主动交代了调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相关人员退缴了高出的劳务总价，国家损失全部挽回，郑某甲及家属也退缴了大部分受贿赃款。案件办理过程中，几处争议难点一直贯穿庭审前后：一是主体身份的认定，郑某甲是国有公司聘用的员工，该以何种身份定性相关罪名，直接影响后续的量刑区间；二是部分受贿事实及金额的认定，两笔合计35万余元的款项性质存在争议，一笔是案外人给到的20万元居间感谢费，另一笔是他人支付的15万余元车辆置换款，能否计入受贿总额，直接关系到涉案数额的量级认定；三是滥用职权罪的损失认定，以及该罪名和受贿罪是否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毕竟涉案的部分套取资金行为，和后续的受贿行为在事实上存在部分交叉，若认定不当，可能导致不当加重当事人的刑罚。接受委托后，杜泽坤律师第一时间梳理全部案卷材料，逐页核对每一笔涉案金额的转账记录、对应的聊天沟通内容、当事各方的询问笔录，没有放过任何一处细节。针对主体身份问题，杜泽坤律师结合刑法相关规定，梳理国有公司聘用人员不同履职场景下的定性规则，提出郑某甲的岗位属性符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适用情形，出具了完整的辩护意见。针对争议的两笔涉案款项，杜泽坤律师调取了双方此前存在居间委托关系、亲属间过往馈赠往来的相关佐证材料，就款项的实际性质提出合理异议，结合在案证据逻辑严谨地阐述了对应的观点，有效剥离了部分争议金额。针对滥用职权罪的相关认定问题，杜泽坤律师重点指出损失已经全部挽回的客观事实，同时结合两罪侵犯的不同法益，就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适用边界进行了清晰阐释。整个庭审过程中，杜泽坤律师始终围绕全案的法定从轻情节展开论述，重点强调当事人主动投案构成自首、自愿认罪认罚、积极推动退赃退赔全部挽回国家损失等情节，将所有符合从轻量刑的事实和依据完整清晰地呈现给法庭。法院经审理后作出裁判，认定郑某甲的履职内容属于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行使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责，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资格；涉案的20万元居间感谢费与15万余元车辆置换款，均与郑某甲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直接关联，应当计入受贿总额；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危害结果已经实际发生，事后挽回损失属于追赃挽损的成果，两罪分别侵犯国家公务人员廉洁性与国有财产管理制度两个不同法益，数罪并罚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最终法庭结合全案事实，认定郑某甲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鉴于其自首、认罪认罚、退出大部分违法所得的情节，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已缴纳及冻结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剩余违法所得。杜泽坤律师在本案辩护过程中，没有单纯纠结于定性的争议，而是在充分厘清事实的基础上，把工作重心放在合法维护当事人诉讼权益、全面挖掘从轻量刑情节上。法律辩护的核心从来不是脱离事实去追求不切实际的结果，而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把每一个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都落到实处，让符合法律规定的从宽情节都得到认定。这起案件也给不少当事人提了醒，案发后主动配合调查、如实供述、积极退赃挽损，都是法律明确认可的从宽情节，理性依规行使自身权利，才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优路径。四川蜀仁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地址位于四川省绵阳市红星街60号（绵州大剧院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