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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网络诈骗案成功辩护：从犯认定与量刑减轻实例剖析 一、案件详情这是一起发生在2021年的电信网络诈骗案。当时，一个专门针对印度籍男性实施诈骗的犯罪集团浮出水面。该集团打着成立国际贸易公司的幌子，招募众多人员，通过冒充“白富美”女性，诱使被害人在其控制的虚假黄金投资平台充值，再通过后台操控致使被害人亏损，以此骗取钱财。当事人廖某某于2021年4月中旬经人介绍入职该公司，担任市场总监，主要负责前期正规平台的操作教学及数据统计。同年5月31日，廖某某离职前往外地。然而，其离职后，公司老板仍每月按其原所在小组业绩的1.5%给予提成，直至案发。公诉机关指控廖某某作为小组主犯，应对其所在小组全部诈骗金额（约239万余元人民币）承担刑事责任，并提出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 二、争议焦点 （一）主从犯认定存疑廖某某仅入职一个半月便离职，其离职后的巨额诈骗金额是否应计入其犯罪数额？在共同犯罪中，他究竟应被认定为主犯还是从犯？这成为案件的关键争议点之一。 （二）犯罪数额认定争议用于认定犯罪数额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资质、依据（工资提成表）是否合法有效？这一问题也备受关注。 （三）主观恶性认定分歧廖某某离职后仅领取少量分红，他对后期公司利用后台控制涨跌、限制提现等诈骗核心环节是否知情并参与？这关系到对其主观恶性的判断。 三、律师策略与代理意见 （一）全力争取从犯认定1. 聚焦关键时间节点辩护人明确指出，廖某某在职时间为2021年4月中旬至5月31日，而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事实主要发生在2021年6月至10月。廖某某离职后，公司才更换了可后台操控涨跌的“大福”“瑞麒”等诈骗平台。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廖某某在职期间或离职后参与了后期核心的诈骗行为。2. 厘清行为性质廖某某在职期间，公司使用的“XX”平台系无法后台操控的正规平台，其行为仅为正常的业务推广和教学。其离职后，老板为感谢其早期支持而给予少量提成（2万余元），属于“分红”而非“参与诈骗”。其在整个犯罪集团中仅起辅助和次要作用，完全符合《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 （二）质疑关键证据合法性与关联性1. 质疑鉴定资质辩护人指出，出具鉴定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经营范围未涵盖司法鉴定，两名注册会计师亦无司法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存在严重瑕疵。2. 质疑鉴定依据该鉴定意见主要依据公司内部制作的“工资及提成发放表”，该证据本身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且其中混杂了大量无法证明为诈骗所得的“XX”等正规平台的数据。在缺乏被害人陈述、银行流水等核心证据形成闭环的情况下，以此作为定案依据，降低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三）强调从轻情节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当事人亲属代为全额退缴赃款25748元的票据，并表达了愿意缴纳罚金的意愿。同时强调当事人到案后如实供述，具有坦白情节，且无犯罪前科，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小。 四、办案过程在法庭审理中，万伟律师紧扣上述辩护要点，与公诉人展开了激烈辩论。针对公诉机关将廖某某列为主犯的指控，辩护人通过梳理其在职时间、公司平台更换时间点、其实际工作内容等细节，有力地论证了其行为与后续主要诈骗结果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同时，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猛烈抨击，动摇了以该鉴定为基础的全案犯罪数额认定体系，为当事人争取了有利的辩护态势。 五、案件结果一审法院全面采纳了万伟律师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被告人廖建颖原系总监后离职，参与了初期的违法犯罪活动，现无证据证实其参与了本案指控的诈骗犯罪事实，仅参与了分红，故宜认定为从犯。”法院认定廖某某具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且家属代为退缴了全部赃款，依法可从宽处理。最终，法院未采纳公诉机关十年以上的量刑建议，判处廖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廖某某表示认罪服判，未提起上诉。 六、典型意义 （一）精准把握主从犯认定标准辩护人没有局限于当事人的“总监”头衔，而是深入剖析其在犯罪链条中的实际作用、参与时间、获利方式和对核心犯罪的贡献度，成功说服法院认定其为从犯。这为处理类似案件中“挂名”或“前期参与”人员的罪责划分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有效质证动摇证据根基辩护人对鉴定意见的合法性与关联性发起有力攻击，迫使法庭审慎对待该核心证据，间接影响了全案犯罪数额的认定和对当事人的量刑。这再次凸显了在诈骗案件中，对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关键证据进行精细化质证的重要性。 （三）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本案判决既严惩了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和骨干，又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犯罪情节较轻、作用较小、积极退赃的从犯给予了公正处罚，彰显了司法的公平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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