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单炒信”案：从非法经营到虚假广告罪的罪名之争与辩护策略

案件回顾：“试折淘”平台的刷单生意 被告人朱某某是广东省东莞市微良元素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股东。2015年，他购入“试折淘”平台后，伙同陈某某等人对其进行改造，增加了为商户提供虚假交易记录及虚假点赞点评等功能。他们构建了以东莞市微良元素科技有限公司为核心，其他关联公司负责推广、营销的组织架构。该平台吸引淘宝、京东等电商商户充值成为会员，商户预存商品资金及佣金后发布刷单任务，平台招募“刷手”垫资完成虚假购物流程并作出虚假好评，平台从中抽取会员费及佣金提成。经司法会计鉴定，2019年1月至2023年4月期间，“试折淘”平台涉及总金额达9933万余元，扣除运营成本后的违法所得为2256万余元。公诉机关以非法经营罪对朱某某、陈某某提起公诉。 罪名之争：非法经营罪还是虚假广告罪？ 公诉机关认为朱某某、陈某某运营网络刷单平台，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构成非法经营罪。但律师作为朱某某的辩护人，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其行为更符合虚假广告罪的构成要件。 行为本质分析 朱某某运营“试折淘”平台的核心是组织虚假交易、虚构销量与好评，这本质上是商业宣传造假。而非法经营罪通常针对的是无证从事专营专卖等需许可的经营活动，朱某某的行为并非如此。他的平台主要是为电商商户提供虚假宣传服务，通过虚假交易来提高商户的商品销量和好评率，以此吸引消费者，这与虚假广告的特征更为契合。 法律规范对接 律师将被告人的行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2021修正）》第二十八条关于虚假广告的定义进行了精准比对。该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广告必须真实、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强制性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规制重点在于违反国家关于特定领域经营活动的准入制度，即“未经许可”而经营。“刷单炒信”行为目前并无法律、行政法规将其设定为需要专门许可的“经营项目”，其违法根源在于宣传内容的虚假性。相比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虚假广告罪，其犯罪主体“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能够涵盖为商户提供有偿虚假宣传服务的平台运营者，犯罪客体直接指向广告市场的管理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与本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本质更为匹配。最终，法院采纳了律师的观点，认定朱某某、陈某某构成虚假广告罪。 责任范围界定：合理限定刑事责任 在确定罪名后，律师进一步对指控的犯罪数额提出异议，以合理限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范围。 区分平台责任 朱某某仅对其实际控制、运营的“试折淘”平台所产生的违法所得承担责任。为其开发并提供技术支持的“牵月试用”平台，由他人独立运营、自负盈亏，与朱某某无关，其数额不应计入朱某某的犯罪所得。这一观点体现了责任自负的原则，避免了让被告人承担不必要的责任。 明晰个人获利 对于违法所得总额，律师认可司法鉴定机构以平台净收入扣除合理运营成本（主要是员工工资、提成）的计算方式。在追缴违法所得时，应区分平台共同所得与朱某某个人实际获利。法院最终单独追缴其个人工资200,000.08元，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思路，使得责任划分更加合理。 量刑情节考量：争取从轻处罚 除了罪名和责任范围的辩护，律师还全面梳理了对被告人有利的量刑情节，为其争取最大限度的从宽处罚。 法定从轻情节 朱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稳定认罪，构成坦白，符合认罪认罚从宽规定，依法可从轻处罚。这体现了法律对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的肯定，也为其争取从轻量刑提供了依据。 酌定从宽因素 朱某某系初犯、偶犯，此前无任何违法犯罪前科。此次犯罪主要是在互联网经济新业态下对法律边界认识不清所致，主观恶性小、认罪悔罪，依法可酌情从宽。法院在量刑时充分考虑了这些情节，在认定主犯的前提下，对朱某某判处了一年八个月的有期徒刑，该刑期低于虚假广告罪“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法定最高刑，体现了从宽处罚的精神。 案例启示：网络犯罪的法律应对 这起虚假广告罪案例为我们处理类似网络犯罪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首先，对于新型网络犯罪，要准确识别其侵犯的法益本质，合理确定罪名。在“刷单炒信”这类案件中，不能简单地将其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而应根据行为的本质特征，判断是否符合虚假广告罪等更合适的罪名。其次，在辩护过程中，要构建全面的辩护体系，包括罪名定性、数额限定和量刑从轻等方面，以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后，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如实供述、真诚悔罪是争取从轻处罚的重要途径。 在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遵守法律法规，不参与任何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当面临法律问题时，要及时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希望通过这个案例，能让大家对网络犯罪的法律适用有更深入的了解，增强法律意识，共同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