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单炒信”案：从罪名之争到量刑考量，揭示电商违法真相

“刷单炒信”网络帝国的搭建 被告人朱某某是广东省东莞市微良元素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主要股东。2015年，他购入“试折淘”平台后，伙同陈某某等人对其进行改造，增加了为商户提供虚假交易记录及虚假点赞点评等功能。为了实现规模化运营，他们先后注册成立多家公司，构建起一个以东莞市微良元素科技有限公司为核心，其他关联公司负责推广、营销的组织架构。 这个平台是如何运作的呢？它引导淘宝、京东等电商商户充值成为会员，商户预存商品资金及佣金后发布刷单任务，平台招募“刷手”垫资完成虚假购物流程并作出虚假好评，事后返还本金并支付部分佣金，平台则从中抽取会员费及佣金提成。经司法会计鉴定，2019年1月至2023年4月期间，“试折淘”平台涉及总金额达9933万余元，扣除运营成本后的违法所得为2256万余元。 罪名之争：非法经营罪还是虚假广告罪？ 公诉机关以被告人朱某某、陈某某违反国家规定，运营网络刷单平台，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为由，指控二人犯非法经营罪。然而，辩护律师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他们的行为更符合虚假广告罪的构成要件。 辩护律师从行为本质、法律规范对接和罪名选择论证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朱某某运营“试折淘”平台，核心是组织虚假交易、虚构销量与好评，这属于商业宣传造假，并非无证从事专营专卖等需许可的经营活动。从法律规范来看，这种行为首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2021修正）》第二十八条关于虚假广告的定义，即广告必须真实，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重点在于违反国家特定领域经营活动的准入制度，“刷单炒信”目前并无法律、行政法规将其设定为需专门许可的“经营项目”，其违法根源在于宣传内容的虚假性。相比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虚假广告罪，其犯罪主体“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能够涵盖像朱某某这样为商户提供有偿虚假宣传服务的平台运营者，犯罪客体直接指向广告市场的管理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与本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本质更为匹配。 最终，法院采纳了辩护律师的观点，认定被告人朱某某、陈某某的行为构成虚假广告罪，对公诉机关指控的非法经营罪罪名予以纠正。 责任范围的精准界定 在罪名确定后，辩护律师又对指控的犯罪数额提出了异议，旨在合理限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范围。 一方面，朱某某仅对其实际控制、运营的“试折淘”平台所产生的违法所得承担责任。为其开发并提供技术支持的“牵月试用”平台，由他人独立运营、自负盈亏，与朱某某无关，其数额不应计入。另一方面，针对违法所得总额，辩护律师认可司法鉴定机构以平台净收入扣除合理运营成本（主要是员工工资、提成）的计算方式。追缴时应区分平台共同所得与朱某某个人实际获利，法院最终单独追缴其个人工资200,000.08元，采纳了该辩护思路。 量刑情节的充分运用 除了罪名和责任范围的辩护，辩护律师还系统性地提出了对被告人有利的各项量刑情节。 朱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稳定认罪，构成坦白，符合认罪认罚从宽规定，依法可从轻处罚。同时，朱某某系初犯、偶犯，此前无任何违法犯罪前科，此次犯罪主要系在互联网经济新业态下对法律边界认识不清所致，主观恶性小、认罪悔罪，依法可酌情从宽。 法院在量刑时充分考虑了这些情节，在认定主犯的前提下，分别对朱某某判处了一年八个月的有期徒刑，该刑期低于虚假广告罪“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法定最高刑，体现了从宽处罚的精神。 案例启示：法律红线不可触碰 这起案例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首先，“刷单炒信”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看似能为商家带来短期的利益，但实际上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其次，对于新型网络犯罪，法律适用需要准确识别其侵犯的法益本质，做到罪刑法定。辩护工作也应深入剖析商业模式和法律关系，提出最具说服力的定性意见，并全面挖掘对当事人有利的情节，实现最佳辩护效果。 在电商行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无论是商家还是平台运营者，都应该遵守法律法规，诚信经营。消费者在购物时也要保持警惕，不被虚假的销量和好评所迷惑。只有这样，才能共同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健康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