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电诈案：法律适用交锋与律师辩护价值凸显

被告人黄某某先后三次在境外人员“黄某某”的组织安排下，伙同他人偷越国境至缅甸孟波，并且加入了针对中国境内居民的电信诈骗窝点，累计停留时间超过30日。公诉机关指控黄某某犯偷越国(边)境罪和诈骗罪。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定黄某某两项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黄某某对这一判决不服，随即提出了上诉。 在这起案件中，辩护工作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是法律适用方面的争议。作为被告人黄某某一审、二审阶段的辩护人，采取了一系列专业且富有策略性的辩护举措。 挑战诈骗罪法律适用依据 在一审时，辩护人就对诈骗罪的指控提出了异议。一审法院依据“两高一部”于2021年6月17日颁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三条来追究黄某某2020年发生的犯罪行为。辩护人尖锐地指出，这违反了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辩护人还当庭提交了详细的书面法律意见、相关司法解释效力规定及类案案例，试图从根本上否定诈骗罪的成立。 到了二审阶段，辩护人和当事人继续坚守这一核心抗辩理由。不过，二审法院最终没有采纳这一意见，认为该《意见》是对刑法的细化解释，不属于新法，不存在从旧兼从轻的问题。但不可忽视的是，辩护人精准地指出了本案最具争议的法律适用点，让二审法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正面、详细的回应和说理，从程序上保障了当事人就该核心争议获得上级法院的审理。 质疑“多次偷越”认定逻辑 除了诈骗罪的法律适用问题，辩护人还对一审认定黄某某“偷越国(边)境三次以上”的酌定从重情节提出了专业性质疑。他指出，被告人“出境”与后续的“入境”行为是一个完整的偷越国境行为，不应该把“出境后回国入境”这一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再次单独评价为一次新的偷越行为。这种从犯罪构成理论层面的辩护，目的是为当事人争取更有利的事实认定。 全面主张从宽量刑情节 在进行无罪或罪轻辩护的同时，辩护人还全面梳理了当事人的从宽情节。黄某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构成“自首”，同时他认罪认罚、积极缴纳罚金，还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相对较小。这些从宽情节的提出，为当事人在量刑层面争取最大限度的从宽处理奠定了基础。 一审时，会东县人民法院没有采纳辩护人关于诈骗罪法律适用错误的辩护意见，依然认定黄某某犯两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不过到了二审，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部分采纳了律师的辩护观点。 虽然二审维持了诈骗罪的定罪，但法院明确指出一审判决“引用属于司法文件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相关条文不当，本院予以更正”，这实际上是对一审裁判文书瑕疵的纠正，与律师提出的法律适用严谨性质疑相呼应。而且二审判决书还专门用段落详细回应了“从旧兼从轻”原则争议，明确了该《意见》的性质和适用逻辑，让判决说理更加充分，裁决的正当性也得到增强。最终，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这起看似“证据链完整、同案犯供述一致”的案件中，辩护人并没有进行简单的罪轻辩护，而是紧紧抓住“法律溯及力”这一程序与实体交织的核心争议点，开展了有深度的专业抗辩。这种辩护方式不仅是在为当事人争取权益，更推动了司法实践对新型、复杂案件法律适用标准的明晰化。他的努力让当事人的核心辩解通过专业的法律语言转化为有效的法律争议点，并且得到了合议庭的充分审视和回应，即便最终辩护意见未被完全采纳，也最大程度地维护了程序的公正和法律的严肃性。 这起案件的二审判决明确了将后来颁布的、针对电信诈骗的司法《意见》适用于其颁布前的类似行为，并不违反“从旧兼从轻”原则，因为它是对既有刑法条款的细化。这为全国各地法院处理大量类似的、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参与时间明确的境外电诈案件提供了统一的裁判尺度，具有重要的类案指导意义。 同时，判决严厉惩处了组织、参与偷越国境并在境外从事电信诈骗的行为，清晰地向社会传达了“境外不是法外之地”的强烈信号，对那些意图通过非法渠道出境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形成了有力震慑。 从这起案件中，我们也能看到辩护律师在复杂刑事案件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而是能够敏锐发现案件核心法律争议、运用专业法律知识进行深度抗辩的专业人士。正是这种专业且富有挑战性的辩护，确保了司法裁判经得起法律检验，推动着司法实践不断完善。它提醒着我们，无论是法律从业者还是普通大众，都应该重视法律的严谨性和公正性，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法治秩序。